从语义学的角度，“承认”和“交往”一样需要调动主观能动性，也需要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彼此协同。同时，相比“交往”，霍耐特的“承认”更是一个比交往更土生土长的德国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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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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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代思想界围绕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展开的诸多争论中，反对者们尽管运用了各种哲学话语，但最大的质疑始终集中在“交往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这一点上。如果“交往行为”不是强制的，那么这一概念在当事人不愿诉诸交往的问题上只能放任分裂继续，或像很多国际组织一样流于形式或任问题迁延。可如果“交往行为”具有哪怕是道德上的强制力，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主体在交往中是否都要服从于这个从欧洲哲学史里挖掘出来的概念规定？更有甚者，这种由法兰克福学派勾勒的未来社会图景又会不会有走向独断的可能性呢？

哈贝马斯的继承人霍耐特（AxelHonneth）的“承认”概念也必须面对类似的问题。从语义学的角度，“承认”和“交往”一样需要调动主观能动性，也需要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彼此协同。同时，相比“交往”，霍耐特的“承认”更是一个比交往更土生土长的德国哲学观念，因为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讨论对象除了康德、马克思和韦伯之外，也包括了米德（GeorgeMead）、帕森斯（TalcottParsons）、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和卡尔·波普尔等其他背景的哲学家，可霍耐特的“承认”首先建立在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内部，十多年前开始就是德国观念论学界的理论热点之一。作为一项基本的人类心理需求，“承认”显然不可能是德国哲学家的特权。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欧洲各国的思想传统中也有个各自对“承认”的认识。霍耐特的“承认”哲学能否承认这些背景各异的“承认”观念，成为了思想史层面上的有关自我指涉问题。

首先，“承认”概念并没有可追溯的单一词源，不是由统一的希腊语或拉丁词根衍生而出。因为“承认”这个概念的市民阶层色彩很重，没有被古典政治哲学充分讨论。在法语（reconnaissance）和英语（recognition）中，“承认”都有一个表示重复的前缀，而德文（Anerken－nung）则不然。不过霍耐特把研究基本框定在哲学史内部，没有选择这些日常语境中的同义词，而是在哲学史中寻找到了更有文本纵深的概念。根据他的行文顺序，他在法国、英国分别选取的是自恋（amourpropre）和“同情”（sympathy）这两个伦理学讨论的术语与德国观念论的“承认”进行比较研究。至于这三国语境之外的“承认”哲学，虽然霍耐特并不排斥，但也坦承这超出他目前的研究范围。

在第一章确立了他的方法论后，霍耐特在第二章首先考察法国的“自恋”概念，这让人想起他在前一本著作《社会主义观念：现时化的尝试》（DieIdeedesSozialismus-VersucheinerAktual－isierung）中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博爱”和维勒贝克的小说展开讨论。选择法国不止是因为拉罗什福科公爵（LaRochefoucauld）的《道德箴言录》（Réflexionsousentencesetmaximes－morales）在历史顺序上先于该书中讨论的其他文本，也在于霍耐特敏锐地察觉到，在法国思想史中隐隐有拒斥“承认”的思想倾向。从《道德箴言录》的第条格言“我们太习惯于向别人伪装自己，以致最后我们向自己伪装自己。”到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区分“自爱”（amourdesoi）和“自恋”，再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对“自为存在”（être-en-soi）的追求，法国哲学家总是担心寻求承认会消解自我并彼此物化。等到拉康用母婴之间的迁就“承认”的例子说明儿童的精神“异化”时，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霍耐特所勾勒的这种思想倾向正是指向战后法国哲学最核心的关键词——他者。尤其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曾短暂地相信从文化中产生的自恋需求始于文明开端个体争取脱离其“规范性地位”，可以经过适当的教育和社会机制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但他也迅速意识到主体会在向旁人证明自己的品质过程中丧失人格同一性。虽然法国哲学家们绝不是未经反思就擅下结论，但整体上对寻求承认的提防之心确实跃然纸上，恰好是讨论“承认”时不可回避的负面立场。

与法国人对“自恋”的拒斥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至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对“同情”概念毫无保留的推崇。与拉罗什福科公爵为法国思想定调一样，开启英国相关讨论的也是一位贵族——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Ashley-Coop－er）。他认为人天生具有的共通感/常识（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