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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叙拉古之惑编者按：我所在的学术圈里的一个说法是，有些名著的翻译是读来玩儿的，权当是读故事书（有的译本，甚至是大名鼎鼎的译本，也许至多如此）即可，如若正儿八经做研究，许多译本是不能用的。这大概跟本文的观点相合。——翻译教学与研究格拉斯哥版《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的接受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此书是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过去的近10年间，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中译本可谓国外学术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两本书。遍览图书市场，此书不同译本的封面、封底或腰封上大多印着“总理推荐”“作者五次修改”等广告语，甚至不加分辨将其好友大卫·休谟那段“主教到米勒书店购买此书”的戏谑之语(参见：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商务印书馆年，65页)写上作为此书受欢迎的明证。的确，此书自年由伦敦的米勒书店首次出版以来，各方好评如潮，出版商更是欢欣鼓舞。休谟言及的宗教人士、文人贵族、政客书商的赞誉、喝彩之声，却有遮掩《道德情操论》真正价值的嫌疑。作为斯密好友，休谟勾勒欢迎者的身份与心态时似有“明珠暗投”的惆怅语气。在他看来，获得一帮有迷信观点的人的称赞，对一本杰作的作者来说实在不是件好事；如若大众真正理解而不迷信盲从，这倒真是此书之大幸。当然，《道德情操论》堪当赞美。它言辞优雅，乃英文写作之典范；而且，其理论博众家之长而有所发展创新，确实值得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同时代其他严肃的学者如拉尔夫·格雷菲斯、埃德蒙·伯克以及法、德两国的知识界，也都提出了严谨的学术批评。因此，此书堪当经典，值得反复阅读。然而，造化弄人。两百多年之后，《道德情操论》当年在不列颠的命运又在当代中国重演：“跟风”出版与草率的翻译比比皆是，一片推崇喝彩声下掩盖了真正严肃的阅读。年，《道德情操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即由蒋自强先生等人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从年到年，《道德情操论》已经有将近30个译本出现。一时之间，不同版本的《道德情操论》充斥图书市场，令读者眼花缭乱。以学术出版著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将出版《道德情操论》视为一线商机。这跟风而来的众多译本，凸显出中国翻译著作出版的种种乱象。不同译者几乎都很少说明各自译本与其他译本的不同之处，很少提到是否参考、借鉴了其他译本，或者指出各自译本的优点和不同理解。如此反复翻译、出版，是否是后来的译本就在前面译本的质量或理解上更胜一筹？对照几个译本即可看出，有不少译本只不过是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动、修饰罢了。比如，年北京出版社的译本、年华夏出版社的译本，与年商务版在很多地方都有雷同。也有译本对英文本进行了大胆编排，在章节内容上做了极大的改动，而这些改动有何理由却未告知读者。比如，年商务印书馆国际出版公司的译本、年华中师大出版社的译本，就对《道德情操论》的章节做了大胆的改编：或将某些章节提前，或将同一卷内容拆分，或直接砍掉第七卷的内容。如此翻译，是否真有新意还是故弄玄虚？若是因为这样重复翻译、出版，必须突出各自译本的特色，大可以写一段“告读者”，告诉读者译者心中的斯密和《道德情操论》是何种模样，该译本的理解角度和特色等。然在对此书一知半解的情形下随意翻译编排，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心灵鸡汤，都是极不严肃的。针对这种随意编排的现象，年，李华芳曾撰文《总理推荐书，人们就该读？》(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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