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银需求在刺激全球白银生产、促成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学者所公认。16-19世纪，中国的商业蓬勃发展离不开外国进口白银，起初源自日本，但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在这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拉美白银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随中国经济、全球贸易的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追溯了这些变化，直至源自西班牙比索的新的货币单位“元”的诞生。

在中华帝国的晚期，白银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考虑到中国年以前从未发行过官方白银铸币，这一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即使在缺乏官方白银铸币的情况下，15世纪，明朝(-)逐渐采用了以白银为主要支付手段的财政制度。从16世纪开始，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市场的白银需求，并刺激了外国白银流入，起初源自日本，很快又从西属美洲进口。直到19世纪末，白银仍是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尽管进口规模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年，在世界其他地区早已采用金本位制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用法币取代了银元。此前，中国一直实行银本位制。

中国和日本学者早就认识到，从日本和拉丁美洲大量流入的白银是明末商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学者承认外国白银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但更强调中国因进口白银而融入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外国白银被认为是年明朝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观点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白银生产和贸易的中断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明朝无法抵御国内叛乱和外敌入侵。类似的，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上半叶因进口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引发了鸦片战争，使中国屈服于欧洲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

这些关于中国对外国白银的依赖和供给冲击脆弱性的描述，忽视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动态变化和白银在其中的地位。上述“危机”理论的前提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过去三个世纪保持不变，而忽视了白银作为贸易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白银需求的波动。年以后，中国进口白银的规模随时间不断变化，但几乎完全来自拉丁美洲。要理解这些波动以及白银流入对中国的重要性，必须考虑中国国内经济走势、货币供应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资本流动。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决心彻底推翻此前蒙古对中国的统治。为恢复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农耕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他否定了宋、元两朝持续繁荣的市场经济，制定了包括实物赋税、招募流民、建立卫所等一系列政策，并以实物而非货币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明朝实行宝钞制度，禁止民间使用金银甚至铜钱。但到年，宝钞制度已彻底失败。由于缺乏足够的铜原料，明朝在年停铸了这种自秦朝建立以来政府发行的标准货币，导致民间以白银交易。然而，15世纪上半叶国内银矿开采热潮昙花一现，货币不足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为实施反市场化的财政政策，洪武帝还禁止私人海上贸易，试图将海外联系限制在高度管制的朝贡体系中，在政府的密切监督下少量贸易。但这根本无法压制沿海的民间贸易，明朝建立的朝贡体系在年后随日本银矿的快速开发而宣告失败。至年，中国商人争相涌向日本港口获取白银。日本的“银矿热”恰逢葡萄牙人到达东亚海域。起初，葡萄牙人试图通过与明朝政府谈判获得贸易特权，但很快无功而返。随后，他们与国内走私者联手绕过海禁制度，将日本白银运往中国。年，明朝政府采取行动，从东南沿海的离岸岛屿铲除“倭寇”（尽管其大多数实际上是中国人）。虽捣毁了据点，但仍无法禁绝。为切断葡萄牙人和“倭寇”间的同盟，明朝在年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站，并通过广州进入中国市场。年，因无力承担维持海上治安的高额费用，明朝废除了海禁。海外贸易虽仍受管制，且禁止中日之间的直接贸易，但私人贸易的恢复促进了繁荣。

向中国运送白银获利丰厚的消息很快在伊比利亚商人间传开。英国人RalphFitch在-年间游历了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地，他写道：“当葡萄牙人从澳门前往日本时携带了大量丝绸、黄金、麝香和瓷器；而返程时则只带回银子。他们有一艘大帆船，每年都要从那边带回来约六十万葡元。这些来自日本的白银，以及每年从印度带回的20多万葡元，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利用”。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将香料群岛割让给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试图派遣探险队前往菲律宾群岛，打破葡萄牙对日本和中国市场的垄断。马尼拉湾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日商人用丝绸、瓷器和金属制品交换黄金、蜂蜡和木材的贸易站。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即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这开辟了一条通过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获取美洲白银的新航线。中国商人很快抓住了这个机遇。年，超过12艘中国帆船在马尼拉靠岸；到年，每年大约有25-30艘中国帆船抵达马尼拉。年，由于担心美洲殖民地的白银大量流到中国，西班牙王室开始限制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帆船贸易，设定了每年两艘船、运载不超过50万比索的限额。但是，马尼拉的殖民者、墨西哥商人和殖民当局等既得利益者，最终说服皇室打消了禁绝帆船贸易的主意。

拉丁美洲的白银出口，包括通过跨太平洋的帆船贸易和从欧洲跨越印度洋的再出口，部分是由于欧洲消费者对来自中国的手工制品如瓷器和丝绸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正如Fitch和其他欧洲商人很快意识到的那样，将白银运往中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中国，白银相对于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远高于欧洲和美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在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能带来更好的价格，或与它在欧洲所耗费的劳动力和商品的数量成比例，它将(在亚洲)购买到更多的劳动力和商品”。因为贸易对亚洲和欧洲商人都有利可图，“新大陆的白银成为两个遥远地方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通过它很大程度上将那些遥远的世界各地彼此相连”。因此，将白银运往中国的套利利润是建立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白银需求的刺激下，东亚海上贸易蓬勃发展，促使除明朝外整个地区的统治者鼓励有利于其本国经济的对外贸易。在年获得对日本的统一控制后，德川幕府开始允许外国贸易，并与欧洲商人和东南亚统治者开展贸易谈判。17世纪头十年，荷兰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特许贸易公司，这对葡萄牙人构成了挑战，并很快在东亚海上贸易中取代了他们。与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也专注于将日本白银运往中国市场。

由于缺乏明代中国的贸易或海关档案资料，衡量中国白银进口的规模是相当困难的。学者们在确定白银贸易规模时所采用的主流方法是，估算向中国市场输送白银地区的白银出口量。从表1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得到的估计量变动范围很大。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年的白银世纪，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白银数量远大于西属美洲。而据万志英估算，在此期间来自日本和西属美洲的白银总量大致相当(未完全包括走私量，其规模难以计算)。从马尼拉海关收入看，白银从菲律宾出口到中国的高峰发生在-年。这一时期的出口量占菲律宾年之前白银出口总量的70%。而年后，中国迅速增长的进口白银主要来自日本，而非西属美洲。

年后，马尼拉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趋于下降，根源一致，即彼此独立开展贸易。一位曾在东印度工作30余年的西班牙官员PedrodeBaeza，在年建议西班牙王室充分利用将新大陆的白银运往中国购买包括黄金在内的各类物资的宝贵机会：“因为在中国有数量巨大的、超过22k的高纯度金，如果运到新西班牙或卡斯提尔，可以获得75%或80%的利润”。Baeza认为，通过向中国出口白银获得的利润，将完全弥补西班牙在跨太平洋贸易中的长期赤字。墨西哥和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都将每年多达万比索(约吨，数字肯定有所夸)的白银流出归因于中国，并试图进行阻止。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伊比利亚人手中争夺中国市场的激进行动，严重扰乱了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商业交通。年，荷兰占领澳门失败，但翌年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取代葡萄牙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欧洲中间人。更重要的是，西属美洲白银开始与日本出口的白银竞争，并在年后数量陡增。

虽然明朝的一些政治家担心对外贸易的不稳定影响，但另一些人认为，外国白银对中国经济有巨大价值。年，在短暂恢复海禁政策的一段时间，福建人何乔远在《请开海事疏》中督促当局对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敞开国门：

“东洋则吕宋，其夷佛朗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精好段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

尽管他错误地认为从马尼拉运来的银元是在菲律宾开采和铸造的，但有关进口白银对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实际经济效益的论述却正确无疑。外国市场需求确保了纺织工、陶工和商人的就业，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当局很快就撤销了海禁令。到年，中国白银进口已达顶峰。德川家康的继任者们已巩固了对日本的统治，认为海外贸易不再有利可图，尤其是随商人而来的传教士在劝说日本民众皈依天主教方面成就惊人。年起，幕府出台“隔离政策”，包括限制民众与欧洲人接触、撤回日本商人海外贸易特权、驱逐葡萄牙人和传教士、将中国和荷兰人限制在长崎港活动等。西属美洲方面，年，葡西联盟的瓦解断绝了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殖民当局对年马尼拉华侨起义的血腥镇压，叠加荷兰的掠夺，导致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减少。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认为，从年后开始的进口白银急剧下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危机”理论源自Chaunu对西属菲律宾贸易的开创性研究。他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商业联系将中国带入了由大西洋区域主导的全球经济轨道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受到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概念的不当影响，接受了明朝要不断输入外国白银以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设。这个观点最铁杆的支持者Atwell认为明朝末年白银进口下滑是17世纪危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终导致明朝在年灭亡。

然而，明朝最后几年，中国的白银进口量只是相对于-年的高位有所下降。据估算，白银年均进口量从-年的吨下降到-年的50吨。而-年白银年均进口量约70吨，与-年间相近。即便我们以-年间的年均进口量为标准，由此计算-年间白银进口量下降了吨，但这也仅占此前一个世纪白银进口总量7吨的约4.3%。如果按照表1中更高白银进口总量估计值计算，比例还将更低。这对当时中国的货币供给仅会造成有限的影响，不会产生危机理论所指的严重后果。

李隆生的研究为质疑白银进口下降对明末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根据对中国出口货物价值(尤其是生丝和丝绸)和船运数据的计算，认为明朝末年中国自日本进口的白银数量处于很高的水平。直至年，中国的白银进口一直维持高位，此后则下降了三分之一。与此类似，李认为中国自菲律宾进口的白银数量从年才开始大幅度下降。李的结论与我一致，白银进口量的下降主要是由国内社会和经济动荡导致的—广泛爆发的农民起义以及年间在多地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疫病，而非全球经济动荡导致的货币供应中断。

Atwell没有定量估计中国白银进口总量，他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运用，存在一定缺陷。他认为，白银进口量的下降叠加税收因素，造成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急剧紧缩，抑制了明朝的商业增长。由此导致的银价上涨致使商品价格下跌，侵蚀了商业和农业收入。但价格走势实际并未遵循这条轨迹。由于农业歉收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饥荒，大米价格在-年间飙升。在这几年中，原棉和棉布的价格确实下降了，但在年后迅速恢复。而作为中国最重要出口产品的丝绸，其出口价格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保持稳定。以白银计价的大米价格大幅上升与流通中白银短缺的观点并不一致。

有关白银短缺的争论也与明末观察到的另一种趋势相矛盾，即白银黄金比价的下降。以黄金计价的白银价格在17世纪上半叶稳步下降，并在明朝覆灭时下降到国际通行水平，因此，按照危机理论理应达到峰值的白银价格，实际却触及了最低点。金银比价的变化，一如粮食价格的通胀走势，同中国国内白银短缺的观点并不一致。

中国进口外国白银的真正转折发生在明朝灭亡后的17世纪最后三十年。有关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定量数据非常有限，但年后，马尼拉和中国之间的船舶运量大幅下降。根据海关记录推断，-年的半个世纪间，只有约吨白银从马尼拉出口到中国。通过查阅日本对外贸易记录中-年间白银出口数据可见，自日本出口至中国、主要用于进口丝绸的白银在-年间较为稳定，每年不到40吨；然后在-年间飙升至每年75吨。为应对白银外流，德川幕府在年禁止了白银出口。尽管禁令在年放宽，但幕府仍对国际贸易实施管制，包括迫使外国商人与政府背景的垄断商行谈判，以抑制白银出口。-年间，日本白银出口量降至每年23吨。年追加实施的限制性举措和年实施的日本银元减重使白银出口几乎停滞。

中国白银进口受阻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朝-年间实行的海禁政策。该禁令是为颠覆郑氏家族而采取的众多举措之一，彼时郑家已在台湾建立了政权。但是，这一禁令的执行一如明朝早期的禁令，时断时续。更重要的是，从年左右开始，一场历史学家称为“康熙萧条”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使得“白银世纪”以来一直维持高位的白银进口大幅下降。明末毁灭性战乱导致的人口骤减、经济动荡影响深远。从年开始，价格、租金和土地价值普遍下降并一直持续到年。大米和棉花价格几乎同步下跌，表明大萧条对农业和制造业的影响相近。

从时人的角度看，经济萧条是对外贸易中断的直接结果，尤其是年清朝海禁政策实施后导致白银进口中断。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将当时的经济萧条同年的繁荣进行了对比：“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官员靳辅向朝廷警告海禁的有害影响：“申严海禁，将沿海之民迁之内地，不许片板入海，经今二十年矣。流通之银日销，而壅滞之货莫售。”他断言：“天下赖以流通往来不绝者惟白银为最”，他告诫朝廷解除对外贸易禁令，恢复王朝初期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认为“康熙萧条”完全是由中国市场白银供应中断造成的。价格暴跌始于年左右，较白银进口中断整整提前了十年。-年间，白银进口较前十年有显著增长[2]。此外，年海禁的结束并没有立即缓解经济萧条的状况。经济持续低迷，价格和利率在年之后才开始上升，由此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通胀趋势。18世纪的经济繁荣是由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所支撑的，主要是铜钱铸造量的急剧增加，而非进口白银的增长。

“康熙萧条”时期漫长的通货紧缩应从商品需求减少的角度解释，而不能认为是白银进口下降的结果。劳动力/土地比率的下降使得工资上升、租金降低，农业和土地投资吸引力下降。随着人们繁荣预期的减弱，生产投资进一步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劳动力短缺，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失业率却上升了。这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需求，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通货紧缩抑制了消费，而货币窖藏导致铜钱的价值与白银同步上升，且上升幅度更大。

年清政府征服台湾、解除海禁后，中国自菲律宾进口的白银逐渐增加。清政府一改长期以来对外隔绝的做法，允许民间对外贸易，取消了朝贡贸易。除了在-年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东南亚海上贸易实行短暂封锁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整个18世纪蓬勃发展。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商业百科全书这样描述中国的对外贸易：

“目前，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中国增加了致富的手段。它现在鼓励而非阻碍不同国家前来通商，为它带来最贵重的商品。同时，允许它的人民到外国众多地方去，不论他们携带丝绸、瓷器、其他有趣的制成品，或是茶叶、草药、糖和其他农产品。他们与东印度大部分地区进行贸易，抵达巴达维亚、马拉卡、阿什、暹罗等。与全球各地贸易促成了它的繁荣和强大。”

年，英国来使请求更多自由贸易条件，惹怒了乾隆皇帝。此后，清朝将欧洲商人限定在广州港活动，且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商行（十三行）进行贸易。尽管有这些限制，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在18世纪下半叶依然蓬勃发展。中欧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是清政府的阻挠，而是欧洲国家以“东印度群岛”特许贸易公司形式强加的垄断商行。

18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白银进口也稳步增长。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放弃了打破荷兰对东南亚香料垄断的努力，在欧洲与中国的贸易中取得了主导地位。EIC同时成为欧洲向中国市场出口白银的主要供应者。年以前，中国从欧洲进口的白银随英国对外贸易的起伏而波动，在“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明显下降。总的来说，外国白银流入在整个18世纪呈现稳定的大幅增长，从-年间每年近万比索，到-年间每年近90吨、万比索。年是外国白银流入的重要转折点。在广州，不仅西方贸易总量在短短几年翻了一番，当美国独立后，美国商人绕过EIC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美国商人在获取墨西哥白银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同时，一些绕过EIC垄断从事亚洲贸易的英国商人也开始与EIC争夺中国贸易份额。此时，由于出口中国的棉花和鸦片数额急剧上升，EIC转而向伦敦采购以维持与中国的贸易，而放弃中国出口白银。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白银进口的惊人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中美贸易的指数级增长推动的。

这些数据尚不包括通过帆船贸易和走私活动带来的跨太平洋白银流动，帆船贸易和走私活动在18世纪也有所增加。清政府解除海禁后，马尼拉和中国之间的船运量急剧增加（尤以福建厦门港为甚），在-年间达到峰值。然而，我们缺乏18世纪从菲律宾出口中国的白银的定量数据，特别是大部分墨西哥白银都是秘密运输的。新西班牙和菲律宾之间商业往来在年之前每年约万比索，在年后升至每年万比索，均超过60万比索的皇家限额。同期，中国自欧洲进口的白银年均仅万比索。马尼拉和墨西哥的皇家总督报告说，每年违禁品贸易通常超过万比索。然而，在英国占领马尼拉(-)之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突然下降。年菲律宾皇家公司成立，年马尼拉港向欧洲开放。随着马尼拉与西班牙加的斯之间直航路线的建立，马尼拉的海外贸易复苏了。其结果是，跨太平洋帆船贸易早在年正式暂停之前就已萎缩。年以后，在帆船贸易几近绝迹的同时，从拉丁美洲运送白银到中国的热潮开始了。

中国白银进口的增长主要归因于拉美尤其是墨西哥银矿产量的飙升。18世纪，墨西哥生产了全世界80%的白银，在墨西哥铸造的比索是国际贸易中最普遍的货币。墨西哥的白银产量从年的每年万上升到年的每年2万比索。墨西哥造币产量的峰值出现在卡洛斯三世(-年)统治的后半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四世(-年)统治期间，在年伊达尔戈叛乱前夕达到了年产2万比索。中国白银进口量与墨西哥及秘鲁矿山的产量同步上升。

如前所述，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年左右开始的人口复苏在该世纪中叶急剧加速，到年，中国人口比17世纪末增长了近两倍。同时，土地价格也随着大米价格同步上涨。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加促进了市场一体化和长途贸易。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的中国，长途贸易的效率高于欧洲大多数国家。尽管长三角地区在整体市场效率方面落后于英国，但其市场效率水平与西欧大陆相当甚至有所超越。

拉美白银的大量流入，无疑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并维持长期的经济扩张。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开发了中国西南部的铜矿，将铜钱的产量提高到17世纪末的近10倍。在-年，年产铜钱的费用相当于吨白银，同期白银年均进口量为50吨。也正是在此时，与货币数量理论预测截然相反，铜钱相对于白银升值。大量铸造的铜钱非但没有降低其价值，反而增强了其作为交换和价值储存手段的可靠性。铜钱的需求在高度商业化的地区最为强烈，如在18世纪中期的长三角地区，铜钱取代白银成为当地的本位货币。铜钱不仅在日常交易中较未铸造的白银更为方便，在耕地和房产等大额交易中也受到人们的偏爱。

除了在18世纪私人贸易中重新出现了铜钱本位(国家继续在其财政收支中使用未铸造的银两作为计价单位)，中国人开始使用西班牙银元作为交换媒介。此前，进口银元会熔化后重铸成银锭。由于重铸是由私人银铺而非政府当局进行的，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涌现出成色不同的银锭。年出版的《商贾便览》详细介绍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城市不同的银两标准。重量和成色高度统一的西班牙卡洛斯比索，即卡洛斯三世、四世统治时期发行的比索，开始充斥中国市场，逐渐成为交换媒介。

由于不熟悉比索银元上的符号和铭文，老百姓摸索出一套自己的辨识方法。年之前，卡洛斯三世比索采用可追溯至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设计元素，正面为皇家徽章和西班牙皇冠，背面皇冠之下是代表新旧世界的两个球形图案，左右两侧竖立海格拉斯柱。在中国，这些硬币被称为“双柱”银元。年，卡洛斯三世改变了比索的设计，正面为国王半身像，背面为波旁王朝徽章，左右两侧竖立海格拉斯柱，卡洛斯四世沿用这一设计。在中国，这些卡洛斯比索被称为“佛头”银元。这并非因币面人像与佛祖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为凸显人像的外国人身份。

18世纪中期，西班牙银元首先在外贸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成为本位货币。泉州的土地销售和贷款合同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支付方式的变化。年起，外国银元开始在泉州取代纹银。早在“佛头”银元首次发行的年，它就已在泉州的民间合同中出现。当时，外国银元在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交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年以后纹银在支付中逐渐消失，绝大多数交易以“佛头”银元支付。从年起，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首次白银净流出，铜钱再次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出现，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合同仍以外国银元计价。到年间，外国银元尤其是“佛头”银元重新获得近乎完全的统治地位，直至年中国首次发行官方银元。

年，卡洛斯比索成为长三角市场的本位货币。时人郑光祖将外国银元的优势归因于其支付中的实用性：

“乾隆初，始闻有洋钱通用，至四十年后，洋钱用至苏杭。其时，我邑广用钱票，兼用元丝银。后银价稍昂，乃渐用洋钱。中有马剑者，重九钱四分，兑钱九百余文，双柱佛头并重七钱三分，兑钱七百余文。五十年后，但用佛头一种，后以携带便易，故相率通用，价亦渐增。苏城一切货物渐以洋钱定价矣。”许多学者证实了郑光祖所言，即外国银元已经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然而，此时在长三角地区农村土地销售合同中，仍如18世纪中叶一般继续使用铜钱，而在苏州和上海城区房产销售中则几乎都用纹银。因此，尽管外国银元在交易中具有多种优势，国内货币仍在土地买卖这种数额巨大但不频繁的交易中占主导地位，凸显出其价值贮藏功能。外国银元的流通仅限于商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南沿海省份，内陆地区较为少见。最终，卡洛斯比索，以及此后的墨西哥共和国比索，在日常支付中应用的越来越普遍，逐渐取代银两成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它的单位是“元”，代表圆形实心硬币，与圆形方孔钱相对。今天，人民币仍然以“元”为单位，而它最初是指墨西哥银圆。

中国从西属美洲进口银元在19世纪初大幅上升，每年约吨、万比索。然而，年后，持续流入几个世纪的外国白银流向逆转，此后三十年，中国白银持续外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白银外流导致了中国-年间的严重经济危机，史称“道光萧条”。时人和一大批现代学者将白银外流归因于19世纪上半叶鸦片进口的急剧增加，然而-年间鸦片进口量只占到白银外流数量一多半。林满红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强调全球贵金属产量危机和经济萧条侵蚀了中国茶叶等产品的出口需求。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较好地解释白银流动的逆转。相反，我们应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