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的历史始于罗马人对不列颠的经营、基督教在当地的早期发展，以及公元五世纪晚期撒克逊、盎格鲁与朱特入侵者的建立。但对比德而言，英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上始于奥古斯丁从事传教与英格兰教会的建立，这才是他的《英格兰人教会史》的真正起点。

哥特人与伦巴底人是阿里乌斯异端，描述他们的史家却是天主教徒，亦即三位一体的信仰者，这造成史家与其记载的民族间的隔阂，也赋予他们超越种族的兴趣与关切。

比德写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不过使用的却是拉丁文。比德对罗马帝国并无感情，他支持的是罗马教会。

比德自信地认为英格兰人是一个民族，尽管其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程度远大于格里高利的高卢;高卢有单一的统治王朝，虽然其最高权力经常是分裂的。

英格兰人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天主教正统与隶属于坎特伯雷教区之下的单一教会。比德的作品是教会统一的历史，时间从奥古斯丁传教后的一个世纪到他的作品完成之前，方式则是透过英格兰人改信基督教与英格兰教会的建立。

比德约生于公元年，七岁时进入刚设立的诺森布里亚芒克威尔矛斯修道院，之后便终身待在此地与邻近的杰洛女修道院。比德日后成为欧洲最有学识的人，写下种类繁多的权威作品，绝大部分是圣经评释，也有时间的计算，以及圣人传、殉教史、赞美诗与诗歌。除了《教会史》外，他也写了他所待的修道院的历任院长史。比德学识的先决条件是他能使用修道院的图书馆，以当时而言，该院的藏书量算相当惊人，这些书籍绝大部分是由他的院长与导师本笃·比斯寇普到意大利与高卢旅行时搜集而来。

比德做的一般编年清楚易懂，他显然是首位以基督出生作为纪年标准的史家，而他的做法也成为定例一一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但比德不像编年史家一样完全受制于编年顺序，不反对有用的回溯。他谨慎地提出史料。圣人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比德抱持着信仰与说教目的记录神迹。

从比德对艾丹的描述可以得知，爱尔兰传统的僧侣宁可走路而不愿骑马，就算成为一般而言会表现得比较正式的英格兰主教，他们仍谨守徒步的习惯。国王奥斯瓦尔德赐给艾丹一匹骏马，而艾丹却将马给了乞丐。奥斯瓦尔德因此颇有微词，但艾丹反而教导国王:与马相比，人的价值更高。

不列颠人或威尔士人虽然有丰富的吟游诗人文学，但就我们所知，他们在五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只产生两部短篇而片段的历史，更甭提能有一部如比德的历史一样连贯、权威、充实且受尊敬的作品。到了十二世纪，有人尝试为不列颠人写出这类著作:《不列颠诸王史》，由世俗教士蒙默思的杰弗里所撰写，而且显然是以牛津为根据地。杰弗里也许借由早期作品与口述传统而写出充分详细的内容，特别是公元五世纪的黑暗时期，亦即撒克逊人入侵的时代，这部分就连比德也一笔带过或保持沉默。

就我们所知，阿瑟最早出现于历史作品中是在公元九世纪，比阿尔弗雷德早了一百年，不过距离他传说中的生存年代已过了四个世纪，而且是否真有阿瑟这个人仍是个问题。五世纪的不列颠修士吉尔达斯并未提到阿瑟，他记述撒克逊人的入侵，而他生存的年代也接近传说中阿瑟活跃的时期，不过我们发现他确实提到一个名叫安布罗斯·奥雷连的罗马不列颠领袖或军事指挥者，他在一场大战中击败撒克逊人。比德治用吉尔达斯的说法。阿瑟的名字首次出现是在尼尼乌斯的《不列颠人史》(约)，尼尼乌斯以拉丁文写作，但他显然懂得威尔士语和威尔士系谱与传统。在他的作品中，阿瑟虽是战胜撒克逊人的战争领袖，却只是个名字。道到三个世纪之后，蒙默思的杰弗里才借由各种传说或仅靠姓名，将阿瑟塑造成伟大的国王与民族英雄，骑士们全聚集到他的宫廷之中。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以及如果存在的话内容如何，这些问题耐人寻味，可惜无关宏旨。如果杰弗里只是译者，那么他描述的史料来源问题就可转移到原书上面，不过这本书如果真的存在，那么书籍的年代，亦即它离阿瑟的时代有多近，就变得非常重要。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若真是如此，那么这部作品当然是所谓十二世纪史学复兴中相当杰出的部分，不仅因为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也因为杰弗里完整而自信的叙事风格。就某个意义来说，它的广受欢迎实至名归。然而除了一些著名的与一些被篡改的罗马史片段，以及吉尔达斯、比德与尼尼乌斯的一些条目，杰弗里并未引用任何知名史料。更糟的是，有些长篇的描述，特别是阿瑟于高卢痛击罗马行省长官鲁奇乌斯·希布尔努斯，在罗马记录与史书中毫无记载:在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与历史自我意识的社会，如此重大的事件不可能受到忽视。

有人认为，如果杰弗里能坦承表示自己的作品就像《埃涅阿斯纪》一样是文学史诗，则他的名声将更为响亮。或许真是如此。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说道，《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不是出于对说谎毫无节制的喜爱，就是为了取悦不列颠人”。除了明显想在教会中求得晋升，这些恐怕也是杰弗里写作的动机。

到了十二世纪，不列颠岛已经历了五次重大转变，这些转变全是欧陆民族入侵的结果:罗马人、撒克逊人、丹麦人与诺曼人的入侵与征服，以及从爱尔兰和罗马传入的基督教信仰。每次入侵都在记录中留下了痕迹:在恺撒与塔西佗的作品中，在吉尔达斯与比德的作品中，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中，以及在十一世纪晚期与十二世纪对黑斯廷斯战役与诺曼征服的描述中。

巴耶挂毯涵盖的历史范围与普瓦梯也尔的威廉的作品大致相同。这面长二百三十英尺宽九又二分之一英寸的挂毯，是由征服者威廉的弟弟巴耶主教巴耶的奥多下令在当地织成，至今仍以荣耀而光彩的姿态展示在巴耶镇上。这面挂毯也是一份文本，但不是时下流行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文本，因为它带有拉丁文的叙述。

巴耶挂毯的叙事始于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受命前往诺曼底，为英王忏悔者爱德华传信给威廉公爵。哈罗德遭遇船难，被地方上的显贵俘获，但威廉释放了他。他们一起出征，之后哈罗德对着圣物宣誓效忠公爵。返回英格兰后，爱德华去世，哈罗德无视对威廉的盟誓自立为王。威廉率军登陆萨塞克斯，击败撒克逊人;哈罗德显然因为流矢射中眼睛而死，但这个说法一直有争议。挂毯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生活情景:海上航行、造船、打猎、驮负重物的挑夫、士兵劫掠、准备食物、建造木制堡垒、放火烧毁民宅、从民宅内还跑出一名妇女与她的孩子。在挂毯上下缘空白处，鸟兽逐渐转变为放箭的小弓箭手与残缺不全的、死亡的、被随意脱去盔甲的士兵。这是一份炫目又富人性的文献，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足可比拟图拉真之柱，不同的是它比后者容易观览。

《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如人们所预期的对于诺曼征服感到哀伤，而且与吉尔达斯看待撒克逊人一样，将诺曼人视为对罪的惩罚。因此这部编年史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它对一般百姓的痛苦更为敏感。

威廉，如其名字所示，是威尔特郡马尔姆斯伯里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并且担任图书馆员;威廉与一些修道院作家一样为自己所属的修道院修史，同时也为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撰写历史。他的作品与我们平常看到的作品风格不同，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