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这段话幽默地说明了亚当·斯密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在很多人认知中，亚当·斯密是一个历史课本里的人物，他以《国富论》扬名世界，提倡重商主义、为理性经济人辩护，也是「资本主义的大祭司」，然而在学者、政治家杰西·诺曼看来，亚当·斯密的思想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长期以来都被「经济学」的单一标签所掩盖了，「如何看待商业社会的脆弱性？如何应对金钱横行带来的种种价值观冲突？商业社会中，自由到底是一种特权还是人人皆有的权利？」这些困扰当代人的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也曾思考过。

今天，获中信出版社授权，我们把杰西·诺曼新书《亚当·斯密传》中关于亚当·斯密思想和现代社会问题交错的章节分享给大家，从18世纪受到不公正待遇屈死的平民，到21世纪被金钱驱使让渡个人权利的每个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困扰人类的问题本质上却仍没有变化，亚当·斯密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横跨余年，仍然能为我们提供借鉴。

01

一个脆弱的世界

年，让·卡拉斯63岁，他是一位胡格诺派商人，生意红火，同时也是一个丈夫和6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图卢兹开了一家商店专门经营织花布和印花布。当年10月13日晚，他的长子马克·安托万被发现死在家中。卡拉斯宣称，他儿子是被入侵者谋杀的，但医学调查确定，他是「被自己或他人活活吊死的」。城里突然传出一个谣言，说卡拉斯的儿子是被家人杀死的，是为了阻止他皈依天主教，于是卡拉斯被逮捕了。但是在监狱里，卡拉斯改变了自己的说法：马克·安托万是吊死的，他们在一开始出于害怕撒了谎，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死者是自杀，他的尸体可能会被剥光衣服拉去游街示众。

接下来在当地举行的审判如同儿戏，多个证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词，讲述了道听途说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目击者，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法庭没有找到所谓的死者皈依天主教的证据，但死者却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天主教葬礼，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在教会的公开支持下，卡拉斯很快就被认定为谋杀罪，判决被提交给图卢兹议会。该议会是当地的立法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审判法庭，在年3月9日，议会的复审再次维持原判。

随后，卡拉斯受到了公开的审讯和酷刑。在所谓的「普通拷问」下，他被放在一个架子上，四肢被慢慢拉开。由于他拒不招供，地方法官就升级到了「特殊拷问」。卡拉斯的嘴被强行撬开，用布盖住，在嘴里放上一个漏斗，行刑者捏住他的鼻子，用水壶把水灌进他的喉咙。但这仍然无济于事。然后，他被带到了大广场，固定在一个十字架上。他的腿和胳膊被打断，腹部被铁棍反复击打碾压。做完这些后，他被绑在一个轮子上，脸朝上放在太阳下，被处以轮刑，但他仍在抗议，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最后，他们勒死了卡拉斯又焚烧了他的尸体。

卡拉斯案喻示了社会的本质。对卡拉斯的判决提醒着人们，即使是一个在表面上很精致的城市，也可能有隐藏其中的暴力。

很明显，当时卡拉斯被指控、处以酷刑和判处死亡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天主教教徒对其作为胡格诺派教徒的身份的恐惧造成的道德恐慌。图卢兹的法律机构不仅没有基于法治遏制这种恐慌，反而积极地怂恿这种恐慌。斯密曾在年对《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修订中写道：「因此，在所有道德情操的败坏者中，派系和狂热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败坏者。」卡拉斯一案就是体现这种派系和狂热行为的完美案例。这个案例进一步强化了斯密在《法理学讲义》中已经强调过的，公共机构、惯例和规范作为人类行为塑造者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释的惊人现象。但卡拉斯案表明，商业社会也是一个具体的、复杂的、具有潜在脆弱性的人类成就。

斯密对我们非常熟悉但又非常不寻常的商业社会进行了丰富的分析。他并非只专注于经济学角度，还从法学、社会学乃至道德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市场不仅是靠收益或损失的激励来维持的，还需要靠法律、制度、规范和身份来维持。离开了这些非经济因素，就无法充分理解市场。需要注意的是，斯密的学术研究中蕴含着惊人的雄心。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不同学科可能都对斯密的研究有所贡献，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每一个学科所能提供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必须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给出一个统一的图景。毕竟，归根结底，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世界。

02

嗯，那又怎样？

9年，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人充当「人头广告牌」。他们的头被剃光，在头上贴了临时文身，上面写着「需要改变吗？去新西兰吧」。做两周人头广告的价格是一张价值1美元的前往新西兰的往返机票，或者美元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