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寻求权力的斗争：帝国主义

经典名句

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并且由此变成了现代帝国的原型。结果是，对殖民地的获得和剥削成了帝国的同义语，于是帝国便几乎一概被赋予了经济内涵。这一经济内涵导致一种寻求解释现代帝国主义的最广泛、最系统、也是最流行的思潮的产生，即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

由军事征服所造成的新的权力关系,通常只能通过由被征服国家挑起的另一场战争来改变，而这种战争往往是不利于后者的。它（指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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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不是什么

客观的分析可以表明，美国获取维尔京群岛是它在这一地区奉行现状政策的一部分。然而，这些以及类似的旨在加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地位的行动，却被许多观察家诋毁为帝国主义的行为。

那些观察家使用“帝国主义的”这一词汇并不是为了客观地表述一种特定类型的外交政策，而是把它当做责骂之语，以使他们所反对的政策丧失信誉。这种为了论战的目的而任意使用这一词汇的现象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今天“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之类的词汇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任何使用者所反对的外交政策上，而不管这些政策的实际性质如何。

憎恶英国的人在年仍把英帝国主义称做一种现实，一如他们在年或年所做的那样。憎恶俄国的人把俄国人在对外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一概斥之为帝国主义的。苏联在年遭到德国进攻之前，认为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都是在从事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随后它被迫投入的这场战争，基于它自己的定义就变成反帝国主义的了。对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和批评者来说，“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标准用语。更有甚者，某种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集团，例如银行家和企业家，也被不加区别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画上了等号。

在这种滥用过程中，“帝国主义”一词已丧失了全部具体含义。

每一个人对某一个恰巧反对他的外交政策的人来说，都是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形下，破除庸俗用法，以赋予这一词汇一种道德上中立、客观和可界定的含义，便成为理论分析的任务了，这同时也是有益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

在我们问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什么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帝国主义不是、而往往被认为是的那些情况。有三种最普遍的错误概念需要我们注意。

1.并不是所有旨在增加一国权力的外交政策都必然是帝国主义的表现。我们在讨论现状政策时已经破除了这一错误概念。

我们把帝国主义界定为一项目的在于推翻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的权力关系现状的政策。一项仅仅寻求调整的政策，将会保持这些权力关系内核的完整，因而仍然是在现状政策的基本框架内行事的。

把帝国主义完全等同于任何有目的的权力的增加，这种观点主要为两类不同的人所主张。那些基于原则反对一个特定国家及其政策的人，如恐英派、恐俄派和反美派，将他们所憎恶的对象本身的存在视为对世界的威胁。一个如此令人恐惧的国家无论在何时打算增加自己的权力，那些害怕它的人都必定把其权力的增加看做是征服世界的踏脚石，也就是看成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表现。另一方面，那些19世纪政治哲学的继承者，认为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都是一种邪恶，在可预见的将来注定要消失，所以他们谴责寻求增加权力的外交政策。他们把这种外交政策与在他们眼中作为邪恶典型的帝国主义看做一路货色。

2.并不是所有旨在维护既存帝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帝国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像英国、苏联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了维持自己在某一地区的支配地位而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帝国主义的。这样一来，帝国主义便等同于对一个既存帝国的维护、保卫以及使之稳定，而不是取得帝国的能动过程了。然而，虽然把“帝国主义”一词应用到一个现存帝国的国内政策上也许还讲得通，但若把它运用到基本上具有静态和保守性质的国际政策上，就会引起混乱并导致误解。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帝国主义是与现状政策相对而言的，因而具有动态的内涵。人们常指的“英帝国主义”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具有启发性。

英帝国主义的观念源自英国本身。在年选举活动中，迪斯累里领导的保守党人首先使用了它，由迪斯累里构想出后来又被约瑟夫·张伯伦和温斯顿·邱吉尔所发展了的英帝国主义观念，是与保守党人所说的自由党人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相反相成的。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帝国联邦”的政治计划中。这项计划的要旨是：（1）英国及其自治领借助于保护性关税，统一、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帝国；（2）为英国人保留自由殖民地；（3）统一武装部队；（4）在伦敦设立中央代表机构。

当这项“帝国主义”计划拟定并付诸实施时，英国的领土扩张大体上已经趋于结束。英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因此基本上便成为巩固而非扩张的计划。这项计划寻求保障和利用既得之物，旨在努力稳定凭借大英帝国的创立所带来的权力分配。

当基普林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将它称为“白人的负担”时，这一负担早已重负在肩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帝国主义”—即英国对其海外领地的外交政策—就帝国主义一词的精确含义而言基本上就成了一种现状政策，而绝非帝国主义政策了。然而，英国及其他地方的反帝国主义分子接受了迪斯累里和张伯伦帝国主义口号的表面价值，并把帝国主义的后果误认为是帝国主义本身，因此将英国在其海外殖民地尤其在非洲和印度所奉行的剥削和巩固政策斥之为“帝国主义的”而予以反对。事实上，当邱吉尔在年拒绝“主持不列颠帝国的解体”时，他不是作为一个对外事务中的帝国主义者，而是作为一个保守分子，一个帝国现状的捍卫者讲话的。

英国“帝国主义”和它的反对者是将帝国的巩固和防御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的突出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当我们谈论罗当帝国和罗马帝国主义时，我们自然想到了始于奥古斯都的那一段罗马历史，奥古斯都是统治当时首次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那片土地的第一个皇帝。不过，当奥古斯都赋予罗马及其领地帝国宪法时，罗马的扩张基本上就告结束了。从三次布匿战争开始到共和国被朱利乌斯·凯撒推翻为止，罗马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才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段时间里，地球的政治面貌被改变并且岁马化了。后继皇帝们的外交政策和他们所进行的连年不断的战争都服务于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和保卫先前征服的成果。与英国自迪斯累里到邱吉尔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两样，罗马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保守政策，一种现状政策。虽然仍有征服，例如在图拉真率领下的征服，但这些征服政策的目的却是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和巩固罗马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样的情况基本上也适用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领土方面的“帝国主义”。20世纪初叶所展开的赞成还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辩论，紧随19世纪帝国主义大扩张之后。成为那场辩论主题的政策，实质上是巩固、保护和剥削政策，也就是现状政策。当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在年把美国的领土扩张政策看做“西班牙对美国的征服”时，他所指的是一项业已完成的政策。当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宣称“上帝把我们造就成治理能手，使我们可以在野蛮和衰朽的民族中行使管治”时，他是力图为已确立的统治辩护，而不是支持筹划中的未来的扩张。所以，在英美两国，有关帝国主义的现代辩论大抵是紧随帝国主义扩张进程之后，在追溯中谴责或支持这种扩张。就未来要遵循的实际政策而言，这场辩论主要关心的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即帝国的管理和维护。原因是不难找到的。这场大辩论是随着保守党人对大英帝国的歌颂而发端于英国的。这种歌颂其实是与大陆民族主义相对应的不列颠民族主义。大英帝国是一个殖民常国，并且由此变成了现代帝国的原型。结果是，对殖民地的获得和剥削成了帝国的同义语，于是帝国便几乎一概被赋予了经济内涵。

这一经济内涵导致一种寻求解释现代帝国主义的最广泛、最系统、也是最流行的思潮的产生，即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这里，我们找到了掩盖帝国主义真实本质的第三种错误观念。

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论和帝国主义“妖魔”论

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三个不同的流派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帝国主义“妖魔”论的一派。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基于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一种信念：所有政治现象都是经济力量的反映。因此，帝国主义这一政治现象是它赖以滋生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在其内部为其商品找到足够的市场并为其资本找到足够的投资场所，因而，它们有一种奴役广大非资本主义地区甚至资本主义地区的倾向，以便为其剩余产品寻找市场和为其剩余资本寻找投资机会。

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和希尔弗丁，则相信帝国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政策，因此一项帝国主义政策是资本主义或许多少可以根据情势作出选择的政策。另一方面，列宁及其追随者特别是布哈林则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即垄断阶段。根据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而帝国主义不过是其必然的或最可能的表现。以约翰·霍布森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某种失调造成的。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学派断言，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要到国外市场寻找出路的剩余商品和资本。然而，按照霍布森及其学派的观点，帝国主义扩张不是处理这些剩余物的不可避免的方法，甚至不是最合理的方法。由于过剩是由购买力分配不均造成的，因此，治病良方就在于通过诸如提高购买力和消除过度储蓄这样的经济改革来扩大国内市场。自由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自由主义学派相信国内改革可以取代帝国主义。

与以上这两种理论相比，帝国主义“妖魔”论的知识层次要低得多。这一理论为和平主义者所广泛主张，并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惯用手法。或许可以说，它曾是奈伊委员会的正式哲学，该委员会于-年代表美国参议院调查了美国的金融和工业利益集团对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该委员会活动记录的公布使得帝国主义“妖魔”论一时间成了关于美国外交事务的最流行解释。这一理论的简单化大大促进了它的传播，它确认某些集团明显地从战争中牟取了利润，像战争物资制造商（所谓的军火制造商）、国际银行家(“华尔街”)等。由于他们牟利于战争，他们必然对从事战争感兴趣。于是，这些战争牟利者便把自己变成了“战争贩子”，变成了为使自己发财而策划战争的“妖魔”。

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霍布森的信徒把帝国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失调的结果，而对“妖魔”论的信徒来说，帝国主义和战争一般来说无非是邪恶的资本家为了个人获利的目的而策划的阴谋。

对这些理论的批判

所有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无论是细致的还是粗糙的，都经不起历史经验的验证。从经济角度解释帝国主义，往往基于一些孤立的事件，把有限的历史经验上升为普遍的历史法则。毫无疑问，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一小部分战争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受经济目标驱使的。典型的例子是-年的布尔战争和-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英国开采金矿的利益是导致布尔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查科战争则被一些人视为主要是两家石油公司为夺取油田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甚至年的海湾战争，其目的也是多重性的，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但是，在整个成熟的资本主义时期，除布尔战争之外，列强之间的战争没有哪次纯粹是或者主要是为了经济目标而进行的。

年的普奥战争和年的德法战争就不具有任何重大的经济目的，它们是政治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权力分配而进行的。前一场战争是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优越地位，后一场战争是为了确立德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年的美西战争、-年的日俄战争、-年的意土战争和几次巴尔干战争也都显现出，如果有任何经济目标的话，那些经济目标也不过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理所当然是政治战争，其利害所在若不是为了支配世界，至少也是为了支配欧洲。自然，战争的胜利带来了经济利益，而战争的失败却尤其招致了经济上的损失。但这些后果并非问题的实质，它们不过是胜利和失败的政治后果所带来的副产品，而这些经济上的得失就更不是驱使当权的政治家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动机了。

由此看来，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得不到资本主义时代历史经验的支持，这些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时代若不是等同于帝国主义，也是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此外，经济理论还倾向于在帝国主义与殖民扩张之间画等号，而殖民扩张的主要时期是先于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咎于衰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与16、17、18世纪相比，19、20世纪对殖民地的获取屈指可数。而在最近的阶段，资本主义甚至经历了帝国的大规模解体，其形式是大英帝国、法国、葡萄牙和荷兰从亚洲和非洲的撤退。

如果人们用前资本主义时期帝国建立进程所提供的事例来检验经济理论的话，历史例证就更不利于经济理论的论点了。古代导致埃及、亚述和波斯帝国建立的那些政策，就其政治意义而言是帝国主义政策。基督时代前最后一个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马的政策同样如此。7、8世纪阿拉伯的扩张表现出全部帝国主义的特征。教皇厄本二世曾用典型的意识形态论点来支持一项帝国主义政策。年，他在向克勒蒙宗教会议解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理由时说道：“你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四面八方为海逢闭锁、山峰环绕，对于你们庞大的人口来说它太嫌狭小；而由于财富医多，主地也难以为其开垦者提供足够的食粮。所以，这块土地候成了你们相互残亲和毁灭之所，从事战争之所，你们中的许多人在内斗中陨没之所。”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和拿破仑一世都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帝国主义者。

所有这些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具有同一倾向，即推翻既有权力关系，代之以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而在帝国主义的这两个不同时期，经济目标都同样从属于政治考虑。

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一世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样，不是为了个人获利的目的或为逃避其经济制度的失调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恰就是工业巨头试图建立一个工业“帝国”时所追求的目标，工业巨头一个一个地兼并企业，直到他以垄断或半垄断的方式控制了他所经营的行业才会罢手。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想要的都是权力而不是经济利益。工业巨头同拿破仑一世一样都不是被经济需要或个人贪婪驱使而走向“帝国主义”目标的，对他们来说，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获取个人利益和解决经济难题是美妙的追思，是值得欢迎的副产品，而不是诱发帝国主义欲望的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并不是由经济学、资本家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所决定的。我们现在将要看到，资本家本身并不是帝国主义者。根据经济理论尤其是“妖魔”论，资本家利用政府作为其煽动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然而，对那些被引用来支持经济解释的历史事例详加调查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家与资本家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正好相反。帝国主义政策一般是由政府构想的，而资本家却要响应政府号召支持这些政策。所以历史例证表明，政治优先于经济。熊彼特教授的“金融家统治……国际政治”之说，实在是“违背事实、近乎荒唐的报端童话”。

其实，资本家作为一个集团—而不是某些个人一非但远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煽动者，甚至连帝国主义政策的热心支持者都谈不上。现代社会中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集团和政党，其文件和政策印证了商业和制造业阶层传统上是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外交政策如帝国主义政策的。正如瓦伊纳教授所说：那些拥护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际争端的和解与折中妥协以及裁军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而贵族、平均地权派、往往还有城市工人阶级则多为扩张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在英国议会，正是“有钱势力”的代言人、北方制造业地区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伦敦城”的代言人，在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及布尔战争中，以及从希特勒崛起到德国入侵波兰这段时间内，充当了绥靖派。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对于美国革命、年战争、年的帝国主义和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政府的反纳粹政策，重大的反对力量大部分来自工商界。

从18世纪初安德鲁·弗里鲍特爵士在《旁观者》上的文章到我们时代诺曼·安杰尔的《伟大幻想》，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和作为个人的大多数资本家业已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即“战争是划不来的”，战争与工业社会格格不入，资本主义利益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因为唯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理性的估算，而资本主义活动正是建立在这种理性估算之上的。战争本身包含着非理性的和混乱的因素，这种因素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

然而，作为企图推翻现存权力关系的帝国主义本身，却包含着不可避免的战争风险。所以，资本家作为一个集团是反对战争的；他们不会倡导帝国主义政策，而只会疑虑不安地在压力之下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战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导致了战争。

像帝国主义经济理论这样的彻底违反经验事实的一套教条，何以能控制公众的思想呢?这一教条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西方世界的舆论氛围和这一教条本身的特点。我们已经指出了把政治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的时代倾向。资本家及其批评者都犯了这一根本错误。资本家期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摆脱了前资本主义时代隔代遗传下来的桎楷之后，只遵循它本身固有的法则，从而带来普遍的繁荣与和平。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则相信，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改革或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两个阵营都指望用经济药方来解决政治问题。边沁主张以解放殖民地作为消除导致战争的帝国主义冲突的手段。蒲鲁东、科布登及其信徒将关税视为国际冲突的唯一根源，进而推导出和平在于扩大自由贸易的结论。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听到一种论调说，由于德、意、日帝国主义产生于经济需要，所以如果它们得到贷款、殖民地和原料的供给，它们本来是会抑制帝国主义政策的。这种论调还说，穷国为了逃避经济灾难将走向战争；而如果富国减轻了穷国的经济痛苦，穷国就没有理由走向战争了。在古典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相信，那些似乎决定着商人行动的经济动机，支配着所有人的行动。

人们易于接受帝国主义经济解释的另一原因在于这一解释貌似有理。熊彼特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所作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似乎得到了完美的说明，国际政治的全部混乱似乎通过一锤定音式的简单有力的分析而得到了澄清。”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有威胁性的、非人道的和通常是残暴的历史力量所具有的神秘性，将帝国主义界定为一种明确的国际政治类型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尤其是在具体形势下认清帝国主义并运用适当手段对付它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一—所有这些不是被简化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倾向，就是被简化为对这一制度的滥用。每当人们需要对帝国主义现象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或采取实际行动时，这种简明的论述便都会几乎自动地提供一个使人心安理得的答案。

帝国主义的不同类型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旨在推翻现状的政策，其真实本质可以通过对若干典型情形的揭示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些情形是有利于帝国主义政策的，而且，假使主客观条件都要求采取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其结果就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一项帝国主义政策。

帝国主义的三种诱因

战争的胜利

当一国与另一国交战时，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那个预期会取得胜利的国家会奉行一项寻求永久改变它与战败敌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政策。不管战争开始时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国家都将采取这样一项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目的，就是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在战争结束时存在的关系，通过和平协定转化为一种新的现状。这样一来，胜利者起初所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护战前现状的防御性战争，便随着胜利的迫近转变成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是为永久改变现状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人通过“迦太基和平”使他们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对自己长久有利的变化，而“迦太基和平”则变成了这种旨在使战争结束时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永久化的和平协定的别名。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及其相关条约，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具有类似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势力范围在东欧的扩张，特别是《赫尔辛基协议》对这一势力范围的确认，是另一个例子。按照我们的定义，一项旨在达成这类和平协定的政策，必定被称为帝国主义政策。它之所以是帝国主义的是因为它试图以战后的现状取代战前的现状；战前，对立双方的权力是大致平等的，或至少不是完全不平等的，而在战后现状中，胜利者变成了被征服者的永久主人。

战争的失败

正是这种倾向于使战败者屈于永久从属地位的情势，会轻易地在战败者心中滋生一种愿望，想要改变倒向胜利者一边的天平，推翻由其胜利所造成的现状，并与其交换在权力等级中的地位。换句话说，胜利者预计到自己将获胜时所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很可能唤起战败一方的帝国主义政策。假如战败者未被彻底毁灭，也未被战胜者争取到自己的事业中来，那么，战败者就将企图重获他所失去的东西，如果可能的话，获得更多的东西。

这种帝国主义是对他国成功的帝国主义的反应，其典型例子就是自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年的欧洲现状是以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这些列强间的协调为特征的。协约国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和约造成了一种新的现状，这一现状是法兰西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法国连这一新现状中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它凭借与东欧和中欧大多数新建立国家的结盟来行使这种霸权。

-年的德国外交政策似乎是在这一现状的框架内实施的，但暗中却在为推翻这一现状做准备。它试图为德国争取一些让步，但它却至少暂时地和在心理上有保留的情况下接受了《凡尔赛条约》所确立的权力关系。它没有公开向这种权力关系挑战，相反，它的目标是调整这种权力关系从而保留这种权力关系内核的完整。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所奉行的“履行政策”——也就是履行《凡尔赛条约》的政策—就具备这种特征。正是这种改善德国国际地位同时至少暂时接受凡尔赛现状的企图，激起了民族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强烈反对。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于年上台并在国内稳定了他们的政权之后，他们便在年废弃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年，他们违反同一条约占领了莱茵地区并宣布毗连德法边界的德国领土的非军事化无效。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所采取的这些外交政策行动，德国公然走向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系列行动中最初步骤，这些行动表明，德国决心不再接受凡尔赛现状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而要为推翻这一现状而努力。

虚弱

有利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种典型情况是弱国或政治真空地带的存在。它们对强国具有吸引力而且是强国易于进入的。殖民帝国主义就产生于这种情况，也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十三州所组成的最初的联邦能够转变成一个大陆强国。拿破仑以及希特勒的帝国主义也部分地具有这种特征，特别是后者在年“闪电战”时期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以及随后的十年中，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帝国主义产生于强国和弱国之间关系的范例。权力真空的存在诱发帝国主义，这种情况至少对许多亚非新兴国家的生存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们缺乏最重要的权力要素。

帝国主义的三个目标

正像帝国主义出自三类情形一样，帝国主义也导向三种目标。

帝国主义的目标可以是支配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球，即世界帝国；它也可以是基本上在大陆范围内的帝国或霸权；它还可以是严格区域化的权力优势。换言之，帝国主义政策除了由可能的牺牲者的抵抗力所造成的限制外，可能就没有限制了；或者，它也可能受制于地理因素，诸如大陆的地理疆界；或者，它还可能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区域性目标。

世界帝国

无限制的帝国主义的突出历史事例，是罗马亚历山大大帝、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阿拉伯人、拿破仑一世以及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都具有共同的扩张欲望，这种扩张没有理性的限制，它以自身的成功为动力，并且，如果没有一个优势力量阻止的话，它就将一直走到政治世界的边缘。只要什么地方仍然存在可能进行支配的对象—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人群，其独立本身就对征服者的权力欲构成了挑战—这种欲望就将得不到满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恰恰是缺乏节制，想要征服一切适于征服的目标的欲望，即无限制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在过去一直是这一类帝国主义

政策失败的原因。唯一的例外是罗马，其原因将在后面论述。

大陆帝国

地理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类型，在欧洲列强获取欧洲大陆支配地位的政策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路易十四、拿破仑三世和威廉二世是很恰当的例子。加富尔统治下的皮德蒙特王国在19世纪50年代寻求控制意大利半岛，-年巴尔干战争的各参战国渴望获得巴尔干地区的霸权，墨索里尼企图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湖—这些例子都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小于大陆范畴的帝国主义。美国在19世纪的政策就是逐渐把美国的统治扩张到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政策主要是由大陆的地理局限所决定的，但地理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美国并未企图把加拿大和墨西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尽管它能够这样做。大陆帝国主义在这里被修正了，因为它局限于该大陆的部分地区。

美国对整个西半球的外交政策，其本质也是这种混合型的帝国主义。通过在西半球提出一项针对非美洲强国的现状政策，门罗主义竖起了一个保护性的盾牌，在它背后美国得以在该地理区域内确立支配地位。不过，在西半球的地理范围内，美国的政策也并非干篇一律都是帝国主义的。对中美洲共和国和某些南美洲国家，美国的政策常常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但在与其他一些国家如与阿根廷和巴西打交道时，美国的政策则仅仅是寻求维持美国现存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不是由美国蓄意采取的政策带来的。尽管美国有力量以实际霸权的形式将自己的优势强加给这些国家，但它并没有选择这样做。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由地理因素所限定的政策的总体框架内的一个区域性帝国主义。

地区优势

区域性帝国主义的原型可以从18和19世纪的君主政策中找到。18世纪，胖特烈大帝、路易十五、玛丽亚·特蕾萨、彼得大帝以及凯瑟琳二世都是这种外交政策的推行者；19世纪，伸斯麦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大师，这种政策寻求推翻现状，并在自我选择的限度内建立政治优势。这种区域性帝国主义政策与大陆帝国主义及无限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是伸斯麦的外交政策与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及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斯麦想要在中欧确立德国的优势，威廉二世意在称雄全欧，希特勒则企图称霸全球。

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传统目标，如控制芬兰、东欧、巴尔干地区、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和伊朗，本质上也属于区域性的帝国主义。这类帝国主义的局限与由地理因素所限定的那类帝国主义的情况不同。它主要不是自然客观事实的产物——若超越自然客观事实，或者在技术上是困难的，或者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相反，这类帝国主义的限度主要是在几个方案中自由选择的结果，其中之一可能是现状政策，另一种可能是大陆帝国主义，第三种可能是区域性帝国主义。18世纪，第三种选择受到青睐，因为当时以各方实力大体相当为基础的列强协调，抑制了谋求大陆帝国主义的任何企图。路易十四的经历表明了这种企图可能会何等地有害。此外，18世纪帝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是关于君主权势和尊荣的考虑，而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大众情感。这些考虑限定在君主制传统和欧洲文明的共同框架之内，对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施以道德上的约束，这种约束在宗教或民族主义狂热时期则荡然无存。

19世纪，作为区域性帝国主义政策特征的选择因素，在碑斯麦外交政策史中是极其重要的。首先，碑斯麦必须克服普鲁士保守分子的反对，这些保守分子赞成普鲁士实行现状政策，反对碑斯麦旨在谋求在德意志范围内建立霸权的区域性帝国主义政策。当战争的胜利使像斯麦的政策变得切实可行时，这一政策还要防范那些想要超越俾斯麦为普鲁士霸权和后来的德意志霸权划定的界限的那些人。年，像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这标志着区域性帝国主义的结束以及德国外交政策至少已倾向于大陆帝国主义的肇端。

帝国主义的三种方法

正如帝国主义有三类赖以发端的典型情形和三类目标一样，帝国主义政策所使用的典型手段也可分为三种。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一种普遍的错误观念是将这三种方法和帝国主义目标混为一谈，例如，认为经济帝国主义好像只是为了对其他民族进行经济剥削。这种错误观念源于前文提及的对国际关系中权力要素的忽视以及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⑧诚然，军事帝国主义寻求军事征服，经济帝国主义寻求对其他民族进行经济剥削，文化帝国主义寻求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然而它们都是实现同一个帝国主义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总是推翻现状，也就是反转帝国主义国家和它的可能的牺牲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一永久不变的目的是凭借军事、经济和文化手段，或者单独或者结合起来运用来实现的。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正是这些手段。

军事帝国主义

最明显、最古老也是最残酷的帝国主义形式是军事征服。各个时代的大征服者也都是大帝国主义者。从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看，这种方式的优越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军事征服所造成的新的权力关系，通常只能通过由被征服国家挑起的另一场战争来改变，而这种战争往往是不利于后者的。拿破仑一世或许可以仅凭法国革命的思想力量在欧洲和世界确立起法国的霸权，也就是说他本来可以选择文化帝国主义而不是军事征服；反过来说，假如他能够实现并维持军事征服，他就会更快地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标，并从征服的过程中得到战斗胜利带给胜利者最大限度的个人满足。然而，这种说法言之成理的条件本身表明，军事征服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方法有一大缺陷：战争即赌博，胜负难以逆料。为帝国主义目的而发动战争的国家可能得到一个帝国并保有它，如罗马之所为；也可能在得到它之后又在力图得到更多利益的过程中失掉它，像拿破仑的例子；还有可能得到它、失掉它，并沦落为其他国家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就如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军事帝国主义是一场下了最高赌注的赌博。

经济帝国主义

经济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相比，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一般来说也没有那么有效。作为搜取权力的一种理性方式，它是现代的产物。就是说，它是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伴随物。它在现代最突出的例子是所谓的“金元外交”。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历史中，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8世纪开始以来，英国在葡萄牙的影响一向是靠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来支撑的。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优越地位是经济政策的产物，而将其经济政策冠以“石油外交”并无不当之处。相似的是，阿拉伯人也发现了石油的政治用途，这使得阿拉伯产油国相对于进口阿拉伯石油的工业国而言获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之所以能在罗马尼亚等国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取决于经济因素的。

我们称之为经济帝国主义的那些政策的共同特征，是这样一种倾向：一方面，通过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来推翻现状；另一方面，依靠经济控制而非通过领土征服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一国不能或不愿为确立它对别国控制的目的而征服别国领土，那么它便可以努力确立它对那些控制领土的人的控制权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中美洲的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它们具有主权的全部属性并展示出主权的全部面貌。但是，由于它们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因此，除非它们得到其他来源的重大支持，否则它们就片刻都不可能奉行美国所反对的任何内外政策。

经济帝国主义是取得和保持对别国控制的一种不引人注目的、间接的但却相当有效的方法。它的这一本质在两个竞争的帝国主义对手为控制同一外国政府而以经济手段相互角逐的地方表现得特别突出。持续一世纪之久的英俄控制伊朗之争，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用军事手段进行的，但仍不失为经济帝国主义的一个例子。P.E.罗伯茨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伊朗（当时称做波斯）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描绘:

俄国从北方推进，英国从南方推进,尽管两强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英国手中掌握着波斯南方的大部分对外贸易，并声称对西起亚丁东到巴鲁切斯坦的全部亚洲海岸拥有总控制权。……英国从未凯舰领土占有。……伏尔加河航道的开发和里海铁路的建设已使俄国控制了波斯北方的大部分贸易。但俄国的商业武器是垄断和保护主义，它设置禁令，严禁在波斯领土上建造铁路，并常常反对可能使波斯复兴的措施。

唯有“英国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似乎才堵住了俄国将伊朗完全并入自己势力范围的道路。

英国和俄国在该地区进行经济和政治竞争期间，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常常还有国内政策，忠实地反映了竞争的两强所施加的经济的以及有时是军事的压力的强度。当俄国许诺或给予经济利益而英国却未能提供相应的经济利益时，或者当俄国威胁撤销它已给予的利益时，俄国的影响便增加了。反过来说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俄国不敢实现其对伊朗的领土野心，英国没有这种野心，但双方都试图控制伊朗政府，因为恰是伊朗政府控制着油田及通往印度之路。

文化帝国主义

我们建议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的话，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如果人们能够设想，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支配者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霸权地位。A国将无需为达到其目的而进行军事威胁或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施加经济压力；因为B国服从其意志这一目的，可以通过优越文化和更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的说服力而得以实现。

然而，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文化帝国主义一般达不到如此完全的胜利而使其他帝国主义方法成为多余。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发挥的典型作用是附属于其他方式：它软化敌人，并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准备基础。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的典型表现是第五纵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国社党第五纵队在欧洲的活动，可以看做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两次突出的成功事例之一。它在奥地利的成功最为惊人。在那里，亲国社党政府于年邀请德国军队占领了该国。它在法国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那里，政府内外的大批有影响的公民皈依了国社党的哲学及国际目标。如果说这些国家在军事上被彻底地征服之前，已经被文化帝国主义手段部分地征服了，这并非夸大其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拘留了在其境内的所有已知的国社党人及其同情者，此举正说明了文化渗透对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可能牺牲者构成了怎样的危险。

苏联为确立其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权而使用的技巧，提供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其他类型的帝国主义征服之间相互有机联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在那些国家中，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挥下推行共产主义，仅仅是实现俄国控制这一目的的手段；为达到同一目的，莫斯科也配合使用其他手段。所以，军事征服是苏联控制东欧的基础；配合军事征服并部分地代替军事征服的，是俄国对东欧经济生活的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东欧对苏联的经济依赖；最后，苏联致力于以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其结果是对苏联的忠诚——来取代东欧人民传统上所怀有的对他们各自的民族、宗教和政党的忠诚，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俄国政策的工具。

极权政府的文化帝国主义有良好的纪律性和高度的组织性，因为这些政府基于其极权的本性，能够对其公民和国外同情者的思想和行动施加严格的控制和指导性的影响。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的技巧是由极权主义者完善并塑造成第五纵队这种有效的政治武器的，但把文化同情和政治吸引用做帝国主义武器的做法却差不多和帝国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中，利用与敌人营垒中的政治同情者的联系而非通过军事征服来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事例不胜枚举。与政府有联系或与政府合一的宗教组织在文化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方面的典型是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沙俄利用沙皇既作为俄国政府首脑又作为东正教领袖的双重身份，来实现将俄国势力扩张到国外东正教徒中的目的。俄国之所以在19世纪能够战胜土耳其并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宰力量，主要应归结于文化帝国主义把东正教用做俄国外交政策的武器。

在世俗领域，法兰西的文化使命是法国帝国主义的强有力武器。为法国外交政策的目的而刻意利用法国文明中的那些有吸引力的成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在东地中海沿岸各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石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法国表示声援的公众同情浪潮席卷全球，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成果，而这种浪潮反过来又加强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的法国军事帝国主义。相对于极权主义方式，以传播民族文化为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机制上和组织上都大为逊色，但效果未必不好。前者主要是利用政治哲学上的相互认同，而后者则以其文明的内在吸引力，对外国思想上有影响力的集团施加影响，直到这些集团逐渐认知到属于这种文明的政治目标和方法同样具有吸引力。

我们已经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般扮演从属于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次要角色。相似的是，尽管经济帝国主义有时自行其是，但也常常用于辅助军事政策。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帝国主义能够在没有非军事方式的支持下实现征服，但仅仅基于军事力量之上的控制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征服者不会仅仅把经济和文化渗透当做军事征服的准备，也不会把他的帝国仅仅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而主要会建立在对被征服者的生计的控制和对他们的心灵的支配之上。然而，正是在这种最微妙又最重要的任务方面，除罗马之外，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的所有大帝国主义者都失败了。他们虽然在其他方面完成了征服，但却未能征服被征服者的心灵，正是这一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帝国的崩溃。几度重组的反拿破仑联盟、贯穿19世纪的波兰人反对俄国人的暴动、反对希特勒的地下斗争，以及爱尔兰和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的战斗，都是关于帝国主义政策无力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现代经典事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府的全部国际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军事帝国主义本身包含有升级为一场自我毁灭的核战争的危险性，所以，公开和大规模地追求军事帝国主义不再是外交政策的理性工具。于是，执意进行帝国主义强权扩张的国家便常常使用经济和文化方式代替军事方式。另一方面，殖民帝国瓦解为大批弱国，而其中许多国家为求生存必须依赖外部援助，这就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和文化手段扩张其权力创造了新的机会。于是，中国、苏联和美国便利用它们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展开相互竞争，以达到把它们各自的权力扩张到所谓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目的或至少达到阻止另外两国扩张权力的目的。新国家的贫弱为它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而核战争的难以承受的风险则将这种机会变成了理性的必然。

怎样察觉和对抗帝国主义政策

以上的讨论导向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摆在负责实施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员和试图对国际问题形成明智看法的公民面前。这个问题涉及别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性质，以及本国针对该项外交政策所应采取的对策。另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是帝国主义的呢?换言之，它是寻求推翻现存的权力分配，还是仅仅期望在既有现状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调整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错误的答案常常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或实际的毁灭，因为只有在答案正确的前提下，由这一答案所推导出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成功。用针对现状政策的措施对付帝国主义企图是致命的错误，而把一项寻求在现状内进行调整的政策当做帝国主义政策来对付，风险也少不了多少。前一种错误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末对德国的绥靖，而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十年中的外交政策，则是受了后一种错误的决定性影响。

政策问题：遏制、绥靖、恐惧正如帝国主义政策和现状政策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样，用来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根本不同的。一项适于对付现状政策的政策不足以对付帝国主义政策。一项寻求在现有全部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现状政策，可以用一种互让政策、平衡政策、妥协政策来对付；简言之，所采取的政策应利用在现存全部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技巧，来达到获取最大限度好处和蒙受最小限度损失的目的。而对于寻求推翻现有权力分配的帝国主义，则必须至少以遏制政策来对付。这种政策为捍卫现有的权力分配，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停止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或其他破坏现状的行为。遏制政策竖起一道壁垒，这道壁垒或者像中国的长城或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那样是有形的，或者像年在苏联势力范围与西方世界之间所划的军事分界线那样是想象的。壁垒实际上告诉帝国主义国家：“到此为止，不得逾越”，以此警告帝国主义国家，逾越一步便必然引发战争。

绥靖是一种企图用适宜于现状政策的方式来对付帝国主义威胁的外交政策，它试图把帝国主义当做现状政策来对付。其错误在于，把妥协政策从与之相宜的有利于维护现状的政治环境，挪用到了不相宜的暴露在帝国主义进攻之下的环境。人们或许可以说绥靖是一种讹用的妥协政策，其错误在于把帝国主义政策误认为现状政策。

鉴于当代将“绥靖”一词不加区别地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的倾向，注意绥靖与帝国主义在逻辑上的相互关联性是重要的。换言之，一方的绥靖政策是以另一方的帝国主义政策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说，A国针对B国奉行一项绥靖政策，那么我们同时应该说，B国对A国奉行了一项帝国主义政策。如果后一说法不成立，则前一说法也毫无意义。

绥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接连不断提出的要求中，看到的是合理的有限目标，这些目标本身与维持现状是一致的，因而必须按照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或以妥协的方法来处理。绥靖者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清那些连续不断的要求远不是自我节制的，也不是出于具体的不满，它们不过是一串链条的一个个环节，这串链条的末端是推翻现状。依据法律或道德原则，或经由外交折冲来调解政策间的对抗，的确是外交的伟大任务，而外交活动是在双方都承认的现状限度内进行的。由于双方接受现存的权力分配，双方便能够基于原则或通过妥协来解决它们的分歧，因为无论解决方案如何，都不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基本权力分配。

但是，当一方怀有或双方均怀有帝国主义企图时，也就是说，当它们寻求根本改变现存权力分配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各自基于法律或道德原则或经由讨价还价所要求的解决方案，不管对权力分配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都相当于在权力关系中造成了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零星改变。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将总是因妥协而受益，并将谨慎地为其要求寻找理由以期得到原则的认同。终于，这些零打碎敲的变化汇合起来，使权力关系发生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就将兵不血刃地但却是决定性地战胜一个不知妥协与绥靖有何区别的对手。年德国以其他国家并未裁军且法俄两国尚在扩军为由，废弃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由此公然开始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如果撇开其别有用心的目标来看，德国的论点本身单从法律上的平等原则来讲不无道理。除了纸面上的抗议和联盟，对德国在通向帝国之路跨出的第一步所作出的唯一实在的反应，是三个月后《英德海军协定》的缔结。在该协定中，英国向德国作出让步，允许德国拥有一支海军，其力量不得超过英国海军力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地区，同年晚些时候又废弃了对其水路的国际管制。如果把德国为其要求所宣称的合理限度认作实际限度的话，这两个行动都符合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兼并可以轻易地以民族自决原则来辩护，而民族自决也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所宣称的战争目标之一。

随后在年，德国要求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地区，《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的要求。在达成《慕尼黑协定》前夕，当希特勒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地区是德国在欧洲不得不提出的最后领土要求时，他实际上是在说，兼并这些领土本身就是目的，这种兼并在它自己的合理限度内是自我节制的。他假称，德国外交政策是在欧洲现状的总体框架内活动而无意推翻这一现状的，因此，其他欧洲大国应以这一观点来看待德国外交政策并相应地与德国打交道。直到年3月底，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五个月的时候，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兼并和对波兰的领土要求才使西方国家确信，那些似乎是现状政策的做法，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即使不是世界范围的也是大陆范围的。

当时，欧洲的权力分配已变得有利于德国了，这种变化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阻止德国力量进一步增加的地步。德国已强大到足以公然向凡尔赛现状挑战了，而那些认同凡尔赛秩序的国家的威望—亦即权力的声誉—已一落千丈，它们已无力单靠外交手段来捍卫残缺不全的现状了。它们不战则降。于是，年的绥靖者在-年间不是变成了卖国贼（如果他们认为抵抗德意志帝国主义已属无望），就是变成了英雄（如果他们认为不管结果怎样，抵抗都是道义上的要求，或径自认为抵抗有成功的机会)。最后的灾难，以及这一灾难使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者们所面临的悲剧性选择，都是由最初的错误决定的。这一错误就在于：把帝国主义政策当做现状政策来回应。

一旦一项遏制政策成功地阻遏了一项帝国主义政策，或者后者由于达到了目标或丧失了活力而走完了自己的自然进程，遏制（一项不妥协的抵抗政策）就可能让位给妥协（一项互让政策)。虽然这种妥协政策如果用来寻求姑息帝国主义是可恶的，但当它旨在适应一项已将帝国主义欲望搁置一旁的现状政策时，它就变成了一种德行。温斯顿·邱吉尔爵士年12月14日在下院发言时所指的正是这种区别：

首相关于不会再有绥靖的宣言几乎博得了全体一致的拥护。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口号。不过在我看来，本院需对绥靖作出更为精确的定义。我认为，我们的

真正意思是，不要出于软弱或恐惧而绥靖。绥靖本身或好或坏取决于具体情势。出于软弱和恐惧的绥靖即是无益而致命的，而基于实力的绥靖则是宽宏和高尚的，并且可能是走向世界和平的最切实的、也许是唯一的道路。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人最可能陷入的另一根本错误，与以上所讨论的错误正好相反。这一错误把一项现状政策误以为是帝国主义政策。由于这一错误，A国针对B国采取某些意在防御的措施，如加强军备、建立基地、订立同盟。而B国则相应地采取对抗措施，因为它这时认为A国正在推行一项帝国主义政策。这些对抗措施强化了A国对B国政策最初的误解，循环往复，于是彼此的误解愈来愈深。最后，除非两国都纠正涉及它们各自政策的错误，否则不断加深的相互猜疑由于恶性循环终将导致战争。正是从最初的错误中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两个或更多国家，本来各自只想维持现状，但由于它们都认为别国怀有帝国主义图谋，因而便从别国的错误中为它们自己的错误判断和行为找到了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一种近乎超人的努力才能扭转这一导向灾难性结局的趋势。

从年德法战争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期的欧洲外交史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势。在年战争胜利结束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它关心的是维护德国在欧洲的既得地位，以及敌对联盟特别是法俄联盟可能向这一地位挑战的危险，即俾斯麦著名的联盟噩梦。德奥意三国同盟即是这种防御政策的工具。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也是服务于这一政策的，在该条约中，俄国和德国互相保证，一旦一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另一方即应保持中立。

年碑斯麦被解职后，威廉二世决定废止《再保险条约》，这主要是因为他担心继续执行该条约会疏远奥地利从而葬送三国同盟。俄国随后（年和年）与法国缔结协定，这些协定也是防御性的，缔结这些协定的动机显然是由于法俄对三国同盟意图的恐惧。尤其是，年的《军事协定》预言，三国同盟可能从防御工具转变为帝国主义工具，所以该协定规定，只要三国同盟有效一天，该协定也将有效一天。协定的主要条款作了如下规定：如果法国遭受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给予法国军事援助；如果俄国遭受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将向俄国提供军事援助。如果三国同盟的军队进行动员，法国和俄国也将随即动员它们的军队。

最初，对敌对同盟的恐惧导致了三国同盟的形成；然后，对三国同盟解体的担心导致德国断绝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最后，对三国同盟意图的忧虑促成了法俄同盟。正是这两个防御同盟的相互恐惧，以及由威廉二世信口开河的帝国主义言论所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间的外交折冲。这些外交折冲不是寻求在破坏现存同盟基础上的新的组合，就是寻求尚未结盟国家对现存同盟的支持。最终，年的大战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双方都害怕，倘若不先发制人，以使权力关系变得对自己一方有利，对方就会首先这样做，从而使权力关系的决定性改变有利于对方。在两个对抗的集团中，俄国和奥地利尤其因这种恐惧而惴惴不安。这种猜疑对方为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恐惧引起了帝国主义反应，而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使最初的担忧弄假成真。

当相互对抗的外交政策披上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外衣时，相互恐惧所产生的这种歪曲效果便表现得更为突出了，尽管实际奉行的外交政策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这些意识形态。由于共产主义哲学假定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好战的和“帝国主义的”，所以，西方关于遵守法律和秩序、反对侵略和颠覆的表白均被共产主义国家解释为不过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意识形态伪装。

双方对现实的这种虚构的感知，促使每一方都采取政策以求遏制另一方的帝国主义，而这些对策又正好印证了有关各方头脑中最初所虚构的解释。这些大国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起初，恐惧使它们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理解现实，而意识形态又加重了这种恐惧；随后，它们为保护自己免受想象出的危险而采取的措施，使另一方证实了自己的恐惧和对现实的误解；接着，另一方采取反措施以对抗对方的保护性措施，这又证实了对方心目中的恐惧和误解。如此等等，循环往复。这样，一方的恐惧助长了另一方的恐惧，反之亦然。由于陷入相互恐惧之中并且为平息这些恐惧而从事军备竞赛，所以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把最初的帝国主义假设置于实际经验的检验之下。最初对现实的虚构感知，随后变成了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因相互恐惧而产生的政策似乎为最初假设的正确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洞察帝国主义之困难

绥靖是由于未能认清帝国主义而试图与帝国主义妥协；恐惧是在没有帝国主义的地方制造了帝国主义—这是两个错误的答案，是明智的外交政策必须设法避免的两个致命的错误。这样，一种明智的外交政策若想要在存在帝国主义的地方认清帝国主义并确定这种帝国主义的特性，它就面临着五个困难，而这些困难都是难以克服的。

第一个并且是最根本的困难是布哈林指出的，布哈林曾是从列宁去世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清洗这段时间里共产主义信条的主要阐述者。在批驳关于帝国主义的非经济解释时，他这样总结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征服政策，但不是每一种征服政策都是帝国主义。”这种说法的确是正确的，而且它与先前我们关于在既存现状范围内活动的征服政策应区别于寻求推翻现状的征服政策的说法不谋而合。但要在具体情况下作出这种区分则是极其困难的。人们怎么能确切地知道希特勒的最后目标是什么呢?从年起，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其中每一个要求本身都与现状政策完全一致，然而每一个要求又可能是通向帝国之路的踏脚石。个别步骤本身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因而不能显露出由这些个别步骤构成其要素的那种政策的实质。那么，我们的问题能在哪里找到答案呢?

人们或许可以从我们讨论过的有利于帝国主义政策的三类情形的两类中找到答案，尽管这种答案不很确定而且有怀疑的余地。推翻《凡尔赛条约》所确立的现状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国社党纲领的要点之一，而这个纲领在年变成了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有鉴于推翻凡尔赛现状这一目标，人们也许能够预见到，一旦时机成熟，也就是说，一旦与《凡尔赛条约》所确立的现状命运攸关的国家不再能够或不再愿意有效地捍卫这一现状时，德国政府便会立即奉行一项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外交政策。

这个最初的和根本的困难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加剧了：起初寻求在现存权力分配内部进行调整的政策，可能在其成功的进程中或在其受挫的进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换言之，在现存权力分配范围内实现最初目标的轻而易举提示这个正在扩张的国家：

它正与一个软弱的或优柔寡断的对手打交道，改变现存权力关系可以在不花费大力气或不冒风险的情况下实现。这样一来，胃口越吃越大，在现状范围内一项成功的扩张政策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帝国主义政策。对于现状范围内的一项不成功的扩张政策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一国在其有限目标似乎不能在现存权力关系内部实现因而受挫后，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确保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它就必须改变这些权力关系。

如果一项政策纯粹以领土得失为目标，那么，领土目标的本质有时便显示出所奉行的政策的本质。例如，领土目标也许是一个战略要点，因而获取这个要点本身就可能改变这一特定地区的权力关系。如果一项外交政策主要以经济或文化渗透作为媒介，那就不能指望明确看清政策的性质了，因而必定会遇到另一个困难。就经济和文化方式所服务的政策的性质来看，它们本身也是含糊不清的，而它们的含糊不清大大超过了军事方式，因为军事方式规定了领土目标。经济和文化扩张一般都没有明确限定的场所，它们所应对的是身份难以辨别的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它们还被无数国家广泛地实践着。要分辨哪些经济或文化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哪些文化和经济政策在明确的文化和经济目标背后并无暗藏的权力目标，因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的确是件困难的工作。这里，再次参考有利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典型情况仍会有所裨益。瑞士在国际领域里一直奉行着积极的经济政策，但这种政策从来都不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英国对某些国家的外贸政策有时带有帝国主义特征；但今天，这些政策的目的基本上是纯经济的，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力图为英伦三岛的居民获取生活必需品。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寻求贸易顺差来实现经济生存而不是保持或取得对外国的政治权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只是在涉及某些像埃及和伊朗这样的战略地区时，英国的经济政策有时才从属于政治考虑。这些考虑中的某些部分也许已经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了，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将会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西班牙以往对拉丁美洲的文化渗透，一般来说一定不会有帝国主义意义，因为西班牙相对美国而言军事上是软弱的，这就打消了它要改变拉丁美洲权力关系、使之有利于西班牙的任何念头。法国的文化使命在有些国家和某些时候其目的就在于文化本身。

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另一些国家里，它便从属于帝国主义目的。这里，经济和文化扩张的性质，是可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机会招手之时，“善意之泉”或在另一国外贸中所取得的优越地位，会突然之间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和权力斗争的强有力工具，而这种善意和优越地位本来是作为目的本身取得的。但当情况再度变化时，它们会同样突然间丧失政治权力源泉和权力斗争工具的特性。

当所有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一项外交政策被正确地辨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时，另一困难又会出现。这个困难涉及一国必须对付的帝国主义的类别。成功的区域性帝国主义会从其成功中受到鼓舞，从而越来越广地进行扩张直到变成大陆性的或全球性的帝国主义。尤其是，一国为了稳定和保障地区优势，会发现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权力优势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在一个世界性帝国中它才会感到充分的安全。帝国主义本身常常含有一种能动的力量，在根据侵略或防御需求将之合理化后，这种能动力量便驱使帝国主义从一个有限的地区走向一个大陆，再从一个大陆走向全球，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帝国以及拿破仑帝国主义都属此类。

另一方面，一项世界性帝国主义政策，在遭到优势力量反击之后，也许会退缩到一个地理因素所限定的地区去，或者以区域性优势为满足。甚至它也许完全丧失了其帝国主义倾向，转化成一项现状政策。这种从地理上被限定的帝国主义到区域性帝国主义、又从区域性帝国主义到永远失去帝国主义倾向的演变，在17、18世纪瑞典帝国主义的历史中有迹可寻。

由此看来，对帝国主义倾向的评估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对抗帝国主义的政策的评估是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政策和对策总是需要重新评估和重新制定。但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总是容易受到诱惑，把一种特定类型的帝国主义扩张或任何其他类别的外交政策视为一成不变的，甚至在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扩张已经发生变化后，还在奉行针对这种类型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对世界性帝国主义所需采取的对抗措施不同于针对区域性帝国主义的对抗措施；而一国若以针对世界性帝国主义的措施来反对区域性帝国主义，那就会带来它正竭力避免的那种危险。必须迅速认清另一个国家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是又一个困难，而未能针对这种改变迅速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导致错误的又一源泉。

最后，帝国主义还提出了一个所有外交政策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只不过帝国主义以特别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透过意识形态伪装认清外交政策的真正本质的问题。国际舞台上的各种角色很少会坦白地说明他们正在推行的究竟是哪种外交政策，而一项帝国主义政策在那些奉行这项政策的人的言论中，几乎从不暴露出它的真正面目。那些被奉行的政策的真正本质，隐藏在意识形态伪装的面纱之后。为什么一定会如此的原因和这些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典型形式，将在本书第七章进行讨论。区分外交政策的表象和实质究竟如何困难，将在该章的讨论中昭然若揭。

第六章寻求权力的斗争：威望政策

经典名句

由于军事实力是衡量一国力量的明显尺度，所以，炫耀武力可以使别国对该国的国力获得深刻印象。

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不是权力之名，而是权力之实。

在权力斗争不仅运用政治压力和军事威力的传统方式来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争取人心的斗争来进行的时代里，威望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

向世界各国显示自己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既不虚张声势又不谨小慎微—是一项明智的威望政策的任务。

在现代政治学文献中，威望政策作为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的第三种基本表现，很少为人们所认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三重的。我们曾经指出，理解无形而又微妙的权力关系之所以异常困难，是因为理论和实践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