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季刊）》年第1期

一、引言

近两年来，国际政治与发展经济学领域最新的研究发现，一国首都的地理位置和兴衰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国国内的政治冲突水平决定的。一个一般的规律是，越是靠近一国首都的地方，政治上的竞争者为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往往倾向于在靠近首都的地方制造更多的政治冲突。相应地，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上的在位者就会提高那里的政府治理水平。当这一均衡状态被打破时，就发生了一国首都的迁移现象。该理论建构了一个理解当代一国首都地理位置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且也得到了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首都地理位置变迁经验证据的支持。

笔者认为，若要建构都城地理位置兴衰变迁背后的一般经济学理论，就绝不能缺少中国理论与证据的支持，原因在于：

第一，自公元前年夏建立国家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83个王朝，位皇帝与王。据可靠史料记载，在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大凡做过古代中国一个独立王朝或者政权都城以及全国都城的城市数量就多达个，有确切现代地理地址对应且作为都城时间并不过分短暂的都城也有65处之多。因此，中国拥有研究都城地理位置兴衰变迁的非常宝贵的历史史料。

第二，在中国历朝历代建都、迁都的过程中，早就存在过很多种政治、历史、地理与经济假说。如果将这些假说与当代经济学有关假说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国家建都过程中具体实践的很多假说，远比西方理论更加丰富，也更富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制度内涵。

比如，汉孝文帝时，贾谊曾上书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之中而为都”“公侯地百里中立而为都”。这意味着，国家建都应该选择天下之中而建立，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中心地理论”。很显然，这一定都假说要比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早了两千多年时间。又如，西汉建国之初，刘邦面临定都在哪里的重大决策：其中一派将士认为，应建都在皇帝曾经建功立业的中原地区的中心——洛阳，原因是洛阳距离刘邦与将士的故乡沛县较近，这样既符合中国人情社会的文化特点，又符合“熟人故地”从而军事和经济上亦更加安全的道理。其实，这乃是中国历代建都过程中所谓的“龙兴之地”假说。另一派将士包括张良、娄敬等比较理性，并力劝皇帝建都长安，他们列举的原因是长安披山靠河，四周有天然安全屏障。假若中原地区有内乱，只要守住潼关就能自保。这就好比跟人打架，你进可攻别人，退可守自己，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定都之地吗？事实上，这一说法就是中国古代都城选址过程中的“内制外拓”说(比如，侯甬坚，)，并且这一假说比Campante，etal.的说法还要更加丰富，原因是，在中国古代，对国家与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因素一是内乱，二是外患，而后者只强调了国内政治动乱而未强调外患对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影响。

第三，从长期发展的视角看过去两千年中国与欧洲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欧洲长时期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分割状态，只有较少的时期处于一个统一帝国的统治之下，中国则完全相反，曾经在60%—80%的时间处于一个统一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只在较少的时期处于政治上分割的状态。Koetal.分析了历史上中国政治集权形成的外部威胁原因。而李楠和林幼宏则讨论了中国历史上政府推动的政治整合的方式和机制。笔者认为，将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演变放在中国政治集权和政治整合背景下来考察，一定是一个有趣的探索。一是，中国都城地理位置选址是否有其不同于欧洲都城选址演变的独特规律？二是，中外之间是否又存在一些共性的经济规律？

在本文中，我们将系统地梳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实践的、思想家所总结的各种定都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通过量化历史的分析方法，对这些假说进行数量刻画，并运用来自中国公元前—公元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假说进行计量检验，然后试图归纳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兴衰变迁的规律性所在，从而为建构中国都城选址的经济学一般理论奠定一个初步基础。

相对于现有国内外文献而言，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定都假说进行归纳，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检验。相对于现有历史地理学对此问题长于资料挖掘、考证、数量化程度较低的特点而言，本文则对此问题首次进行严谨的实证与计量分析。

其次，当前国际政治与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关政治冲突和都城地理位置的研究只提供了一种解释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相对而言，笔者认为，中国丰富的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文献已经表明，相关的理论解释至少有五种到六种。本文将初步量化检验中国历朝历代的定都假说，并试图从中遴选出可供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对象。

最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典籍中，隐藏着很多朴素的有关国家、社会、经济治理方面的真理与智慧。当代的我们有责任对这些智慧和真理进行总结和量化分析，并使得这些理论和假说能够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本文算是这一努力的一个初步尝试。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一个有关中外都城选址假说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一个有关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变迁规律的讨论和说明；第四部分是影响都城选址的各种变量、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是回归结果与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全文结论。

二、文献综述

有关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的兴衰变迁，中国历朝历代有大量的经典智慧，现当代的政治经济、地理学研究也十分丰富，下面，我们分为两类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典治理智慧或假说

(1)区域(地理)中心地假设。

这一说法源于侯甬坚()。他主要依据20世纪3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蒂娜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认为中国历代的都城选址，也应遵守区域或地理中心地的基本原则。该假说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一是一国的都城应选址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中心地带；二是国都与全国各地的地理距离应大体相当，如此便于政令传达、物资集散与军民往来；三是“居天地之中”，符合中国以和谐为主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四周不偏不倚，也易于形成“向心忠中”的社会文化心态。从如上定义来看，他所谓的区域中心地显然指的是地理空间的中心，这与克里斯蒂娜的经典说法是一致的。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地理中心不仅是指地理空间的中心，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可指区域经济中心或者城市中心。其实，与这一假说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多有论述。比如，《吕氏春秋》卷十七《慎势篇》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孝文帝时，贾谊曾上书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之中而为都”“公侯地百里中立而为都”，并且这些假说多次被应用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定都选址的实践当中。

(2)国防地理优势假说。

该说法是笔者为了概括该假说的内容而命名的一个假说。侯甬坚认为，一个国家的建都，自身的军事安全和发展问题比任何问题都重要，他将之概括为“内制外拓”原则。所谓“内制”，就是这一地理区位便于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所谓“外拓”就是这一区域便于抵御外部敌人的侵略行为。谭其骧()最早将这种说法概括为都城选址的军事条件。很显然，相对于Campanteetal.有关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内乱说”而言，这一假说还强调了外患对于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历史典籍中，也有支持这一假说的类似说法。《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即军事安全。《易·习坎》中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也意味着都城的选址要靠着附近的山川形势，以利于御内防外。西汉刘邦在定都的过程中，曾经面临“龙兴之地说”“中心地理说”“军事优势说”三种选择，但他最终之所以选择建都长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优势说”的一个证明。

(3)“龙兴之地”假说。

顾名思义，就是开国皇帝建功立业的地方，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根据地的意思。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大凡皇帝成就伟业的地方多是其家乡或者故里。可想而知，那里的气候条件、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习俗往往更加符合皇帝和统治集团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成就伟业之后，皇帝和统治集团往往会有一种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心理需求，所以历朝历代的定都乃至迁都场合，往往都有这种声音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大批建都靠近“龙兴之地”的实际例证。比如，西汉建国初年，就曾经面临建都洛阳的压力，原因是跟随刘邦打江山的大臣、大将多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士。西魏政权的创立者宇文泰，曾随贺拔岳转战于关陇各地，而其部下多为关陇人士。此后北周取西魏而代之，至隋朝以及唐朝，关陇豪望始终是这些政权的主要支柱，所以，这些朝代定都长安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也是割据江东的孙吴不愿意离开政治根据地的一个形象的说法。辽、金南进中原以后，仍然保留了上京临潢府、会宁府，原因恐怕也是保留一个政治根据地的意图。元、清建都北京，并未远离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距离其游牧根据地更近的考虑。明代虽然一开始建都南京，但在朱棣继位以后，就于年迁都北京，原因首先在于北京是朱棣曾经被封为燕王的所谓“龙兴之地”，他在那里拥有牢固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其次，明朝的外患主要是蒙古，建都北京也有利于抗击蒙古的进攻。

(4)政治统一说。

该假说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当中。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大一统”指的是国家疆域上的统一。比如，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最早提出“一匡天下”的说法，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描绘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其次，所谓的“大一统”的思想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层面，二是社会制度的统一层面。前者集中体现于孟子的天下“定于一”的主张，后者集中体现在荀子的“一制度”主张。最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已成为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乃至独特的文化精神。比如，战国后期，秦始皇接受“九州之说”，通过改革，统一六国。汉代董仲舒发挥“公羊说”，著《春秋繁露》，提出“天统论”)。此后，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大一统”始终被视为华夏正统。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将“大一统”的传统概括为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特征。近年来，该假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与经济学家的注意。比如，Diamond注意到，尽管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环境差异巨大，但两地之间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却是相同的，他对此感到惊讶；赵红军()、Zhao()将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和做法概括为中央集权式政府治理模式，并讨论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及其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李楠和林友宏将“大一统”思想放在政治整合的假设下，认为它通过郡县制、汉族的移民、水利设施的提供等途径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地区整合。

(二)西方政治经济学假说

(1)西方现当代政治经济学假说。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与都城选址相关的文献可分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区位经济理论相关研究。比如，Christaller认为，一国都城当然应该布局在其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因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国家的税收收益和管理效率。Campanteetal、CampanteandDo更进一步指出，一国都城最优的地理区位理应是一国的中心地带，但这一区位往往会受到城市治理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的都城理应有最好的治理水平，因为在都城的地理位置和治理水平之间往往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均衡。但当这一均衡被打破时，都城的地理位置就会偏离一国的经济中心地带。Koetal.等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都城可能偏离其全国的经济中心，原因就是古代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部而不是两面夹击。当中国面临两面威胁时，都城往往就位于中心地带。

另一个分支的研究主要来自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比如，AlesinaandSpolaore认为，一个国家的疆域规模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影响，因此，他们隐含的假设是小国和大国的都城地理区位肯定是不同的。OlssonandHansson发现，一国的疆域规模与其法治状态之间存在因果关联。一般而言，国家规模越大，政治上越可能采取政治集权，相反，小国则可能采用政治民主，因此大国与小国的都城地理区位可能是不同的。

(2)气候社会变迁假说。

该假说主要源于气候学、环境地理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比如，戴蒙德认为，太平洋诸岛上传统社会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等的最终衰亡，玛雅文明的衰亡等都是源于他们对环境的破坏与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旱灾，这两者结合起来又导致了各城邦之间的龙争虎斗，最终就出现土壤流失、农业衰败、城市衰败与整个文明的覆亡；Toynbee、费根也认为，洪水、干旱、饥荒等气候现象往往是压死古代文明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Huntington认为，世纪蒙古人的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源于他们生活栖息地的气候干旱和牧场条件变坏。

近年来，经济学家有关气候和社会动乱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证明，气候乃是导致传统社会发生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气候变化如果是造成传统社会衰亡、变迁的重要因素，那么气候的变迁包括水灾、旱灾的长期多发、易发肯定也必然成为影响这些传统社会都城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

(3)王朝生命周期假说。

该假说认为所有的历史政权均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兴起、成长、繁荣与衰败的生命周期。按照这一假设，陈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两个王朝碰撞时，特别是当年轻的游牧政权碰到了年长的中原政权时，一般而言，年轻的王朝就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并往往成为征服中原政权的因素。笔者认为，如果王朝生命周期假说成立，那么中原王朝相对于游牧民族的年龄很可能就成为影响中原政权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因素之一。

三、一个有关中国都城地理位置变迁原因的说明

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影响中国历代都城选址的因素历经千年变迁，因而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选址规律。如果说有什么规律可言的话，那顶多存在一些阶段性的规律。比如，王玲认为，中国历史上古都演变的轨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重心偏西，后来逐渐沿黄河东移，接着是南北对峙，最后都城正式北移。周振鹤认为，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王朝，中国的都城主要集中在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等五大城市。如果按照阶段划分，从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都城在东西向的西安—洛阳来回徘徊；从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间，都城在洛阳—开封徘徊；从金到今天，都城在北京—南京往复。史念海在讨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中国古代都城的影响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不同都城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但一定存在一些共性因素，因此如果不加以综合和比较，就难以找到共同的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从秦到清的多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虽然在经济结构上各朝代有所变化，但总体上看，一直到清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占据绝对地位的经济体，中国还远未过渡到西方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考察中国自秦至清这一农业社会都城选址的影响因素完全可以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钱穆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他认为，中国自秦代到清末的两千年，可谓一脉相承，称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应该在中间再加划分。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可分为两期：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直至清可以说是近代史。因此，基于这样的说法，我们下面的分析将同时考察秦至清的两千多年时间内都城演变以及北宋之前和之后两个分时期都城演变规律的差异。

表1给出了中国自西周至年在中国版图上曾经建都的城市及其建都时间长短信息。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西周至年约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确有一百多个城市曾经作为当时朝代的都城而存在。另外从这些城市建都的时间长短也能发现，大凡建都时间越长的城市，也往往是备受各朝皇帝和统治集团青睐的城市；相反，越是建都时间短的城市，往往就是那些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而受青睐较少的城市。

仔细观察中国自西周至年这三千年的都城空间变迁，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国过去约三千年的都城选址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理区域，北宋以前的时期，都城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围绕东西轴左右徘徊；到了北宋以后，都城则主要集中在沿着京杭大运河为轴的南北线上徘徊。仔细考察自秦到年曾经被选择为都城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和南京、北京等各个城市在如今中国版图上的地理布局情况就会发现，如果按照传统上的秦岭-淮河作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就会发现，中国都城位于北方的时间远远超过布局于南方的时间，如图1所示；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按照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株洲-广州，也就是京广线作为我国东、西部分界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都城布局于东部的时间要比布局于西部的时间显得更长一些。

考虑到中国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商业、手工业、采矿业、金融业等方面兴盛程度的较大差异，比如根据许涤新和吴承明的记载，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手工业生产技术都在宋代达到了高峰，并且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在宋代有了很大的飞跃。另外，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发现，尽管宋王朝不断为北方蛮夷所困扰，但其科学、文化、技术水平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成熟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也注意到，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行政上，从传统的重农发展到留意商业；经济上城市勃兴，内陆运河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另外，政府也提倡开矿和炼矿，纺织业、酿酒业、金融业和保险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考虑到自秦到清两千多年时间内所隐含的结构变迁因素，因此，本文再次确认以下有关都城选址按照北宋之前和之后分期的可行性，目的是进一步考察之前和之后都城选址方面的差异性。

四、变量、数据描述与资料来源

(一)都城定义及其说明

都城选址，选择的不是别的，而是都城在全国的地理位置。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都城？在统一时期，中国地理范围内往往只有一个都城存在。但在分裂时期，往往同时存在多个都城。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定义何谓中国政治统一与否。对此，我们参照陈强的做法，将中原王朝是否控制了中国本土(Chinaproper)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中国统一与否的定义。

有关统一时期都城的选取，则主要依据正史的记载，将具有正式都城地位的城市记为都城，而不考虑相应的陪都或者在一些时期虽做过事实上都城的城市；分裂时期的都城选择主要依据占据汉族正统或者主导地位的那个国家的都城作为国家的都城。例如，三国时期都城选择的是魏国所在的洛阳而没有选择蜀、吴政权的都城；东晋时期，我们没有选择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城作为国家的都城，而选择汉族建立的东晋都城作为都城。南北朝时期，选择汉族建立的南朝都城作为国家的都城，而不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都城。有关中国历史上朝代以及我们所选择的备选城市名称见表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表1所示，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其他城市曾经做过中国历史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者偏安一隅的朝廷的都城，但由于这些城市作为都城的时间较短，有关的历史记载难以找到，因此，我们只好舍弃大多数样本，而只选择其中14个较大的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二)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两类虚拟变量的形式来代理，定义为备选城市被选择为都城的概率，若一个城市曾经为都城，则取值为1，否则为0；记为capidm。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根据相关朝代延续的时间，对备选城市被选择为都城的概率大小进行了加权处理。

(三)解释变量

(1)备选城市的绝对地理位置信息。有关研究样本城市的绝对地理位置信息，我们使用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三个变量来代理，分别记为longt，lant和altit。由于这些城市在古代的地理位置与今天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统一使用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CHGIS)来获得。之所以要将这些变量纳入后面的回归，主要目的是来考察城市绝对地理位置是否会影响其被选择为都城的概率。至于城市周边是否有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漕运等，据我们的观察，大多数备选城市周边都基本上具备这样的条件，有的时期，虽然有漕运，但年久失修，运输效率降低，无法统一度量，因此，不宜引入这些变量。

(2)备选城市至中原王朝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这是我们构造的一个衡量经济中心对都城选址重要程度的指标，是一个反映备选城市相对地理位置的变量。而要计算出备选城市到全国经济中心的距离，首先要确定中国历代经济中心的位置。在经济史学界，一个几乎没有异议的共识是，唐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位于黄河流域。从区域经济角度看，黄河流域主要是指三河地区。司马迁曾经讨论过三河地区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具体而言，三河地区就是现在的晋东南、豫西北一带，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是三河地区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但唐之后至宋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江淮地区。对此，郑学檬认为，学界有关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确切时间出现很多纠纷，但结合他所说的三个标准，那么，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是在北宋末期和南宋时期，而不是其他时期。根据这一结论，结合钱穆有关中国历史在北宋南宋分期的说法，我们将北宋之后的经济中心确定为南京—杭州一带。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获得了都城与这两个经济中心的球面距离，单位为千米，记为distec。

(3)备选城市至“龙兴之地”的地理距离。所谓“龙兴之地”，我们一律按照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地来计算，原因是中国古代的人口流动性较低，且流动的范围相对有限。比如，刘邦出生于丰沛乃今天的江苏徐州丰县；东汉的开国皇帝为刘秀，其出生地为陈留郡济阳县，依此类推。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CHGIS)获得了这些备选城市至龙兴之地的球面距离，单位为千米，记为distbpem。

(四)控制变量

(1)中国本土统一与否的虚拟变量。和平时谋发展，战乱时求生存。一般来说，分裂时期，都城更倾向于变动，相反，统一时期都城倾向不变动。为求论述方便，我们以英文字母uni代表。该变量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获得。有关统一与否的数据，我们依据中国历史学界主流的看法，将能够统一中国本土主要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定义为统一，以此作为定义该虚拟变量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定义为统一王朝，而将其余朝代当作不统一朝代。

有关中国本土统一与否，存在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根据柏杨的《中国历史年表》中有关每一年份的政权名称，定义了另外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变量，记为uni1。该变量将所有时期政权数量等于1的时期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统一，否则，就为非统一。我们用该变量做后面的稳健性检验。

(2)内乱、外患的发生次数。在传统农业社会，当一国的内乱发生次数较多时，往往意味着整个社会不稳定程度上升；类似的是，当外患较多时，则意味着中原王朝面临较大游牧政权的军事压力。因此，在考察历代都城选址的时候有必要引入内乱、外患在内的“人祸”次数对都城地理位置的影响。前者以英文字母disorder来表示，后者以英文字母foreg来代表。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考察时间段较好的内乱和外患发生地区的相关信息，只能以大体上十年间全国累计发生次数来代理，时间跨度为公元前—公元年，有关数据来源于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3)汉族国家的疆域规模。根据AlesinaandSpolaore的研究，一个国家的疆域规模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国内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制度。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如果当时中国汉族朝代的疆域规模较大，其都城的地理位置肯定会不同于疆域规模较小的朝代。因此，我们引入该变量，记为size。数据来源于宋岩，该结果是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网格测量法测算的。

(4)旱灾、洪涝灾害的发生次数。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影响巨大。为求方便，以英文字母drought代表旱灾，以flood代表洪涝灾害，二者分别以大体上十年间所发生的全国累计灾害次数来代表，该数据来自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时间跨度为公元前—公元年。同样道理，由于该数据不包括旱涝灾害发生的地理信息，因此，我们还根据竺可桢的中国各世纪各省水灾、旱灾发生次数来控制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理信息，分别记为drought1，flood1来进行后面的稳健性检验。

(5)中原王朝相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命周期。陈强发现，中原王朝越早建于游牧政权，就越有可能被后者征服。按照这一推理，中原王朝越早建于游牧政权，中原王朝的都城可能就越倾向于布局在更靠东边或南面的区位上。为此，我们根据白寿彝有关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建立年份的历史记载，并运用陈强构建中原王朝比游牧政权早建的年数，记为ybn。

(6)当时中国版图上政权数目。按照道理，如果当时中国版图上的政权数目很多，这样就可能影响当时国家都城的地理位置。为此，我们依据柏杨《中国历史年表》的统计，将当时中国版图上的所有政权数目进行了统计，记为regnum。

(7)该朝代是否为游牧政权。按照道理，如果一个政权为游牧政权，其都城地理位置肯定会不同于非游牧政权。为此，我们按照中国历史正统记载，将元和清两个朝代认定为游牧政权，将其余朝代认定为非游牧政权，以虚拟变量的形式表示，若是记为1，否则为0，记得nomad。

(8)备选城市的内陆化程度。我们按照GoogleEarth获得备选城市到最近大海的距离，记为distcoast，意味着，该距离越长，备选城市的内陆化程度就越强。假定备选城市到大海的道路有n条，我们按照下面的法则，取其最短的距离作为我们的数据，

(9)Trend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用于表示时间趋势的线性变量，取值分别为1，2，3，直至数据结束。设置这一变量的目的是我们下面运用的短截面长时间面板数据，因此，用trend来控制时间对计量结果的影响。

(五)描述性统计

综上我们共获得了以下20个变量，有关它们的统计量信息等见表3所示。其中llongt，llant，laltit，lsize，ldistec，ldistbpem，ldistcoast分别是相关变量的自然对数值。

五、实证结果

(一)回归模型

基于以上介绍且考虑我们的数据为较长时间、较少城市的长面板特征，我们分别采用如下的面板模型，分析备选城市之所以被选择为都城的影响因素所在：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所以下面将运用Probit或Logit方法进行估计。

(二)备选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概率大小的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我们基于模型(2)运用面板Probit回归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其中方程(1)是纳入所有解释变量之后的结果；方程(2)、(3)、(4)、(5)分别是取消前面回归中不显著的相关变量的结果，以查看主要变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从表4中可见如下有趣信息：

(1)备选城市的绝对地理位置(llgont，llant，laltit)对是否成为全国性都城产生了系统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备选城市的经度更靠东面、纬度更靠北面、海拔在较高的地方，就有更大的概率成为全国性的都城。以方程(1)的结果为例，备选城市的经度比均值每增加1%，其被选择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就增加4.72%，纬度比均值增加1%，其被选择为都城的概率就增加3.54%，海拔比均值增加1%，其被选择为都城的概率就增加4.91%。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备选城市绝对地理位置或者优势乃是都城选址的最重要条件这一说法。同时，这一发现也非常符合中国历史事实：一是在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对中原政权最大的安全威胁往往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因而都城就有不断向东迁移的趋势；二是中国北部地区的地势相对较高，往往易守难攻，因而大多数都城均位于北方。这样，偏东、偏北和高海拔地区的城市往往就容易成为国家建都的首选之地。

(2)备选城市的相对地理位置，即其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和地理位置对其是否成为全国性都城也具有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备选城市到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ldistec)，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备选城市对经济资源尤其是粮食资源的依赖性，其对备选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以方程(1)为例，-0.的系数意味着备选城市距离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相对于其均值每增加1%，它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就下降6.30%。此外，备选城市到开国皇帝“龙兴之地”的地理距离(ldistbpem)越远，其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就越低。仍以方程(1)为例，-0.的系数意味着，备选城市到“龙兴之地”的地理距离相对于其均值每增加1%，该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就下降6.32%，这就从统计上证明了我国古代都城选址过程中的所谓“龙兴之地”假说的正确性。在相对地理位置中，唯一的例外是，备选城市的内陆化程度(ldiscoast)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备选城市距离大海的距离并不显著影响其是否成为都城的概率，说明是否靠近大海对于古代以农业为主的帝国来说并不重要。

从上面两点来看，中国古代全国性都城的选择的确存在规律性，既要相对靠近东面、北面和海拔较高的地区，但又不能距离皇帝“龙兴之地”太远、不能距离经济中心太远，这就表明，中国古代全国性都城的定都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帝国所面临的选择，其中对农业资源、经济资源和统治安全性的考虑占有很大的比重。

(3)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疆域规模(lsize)、中国版图上的政权数目(regnum)、政权的游牧性质(nomad)等全国性的政治环境因素，也可能是影响备选城市成为都城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国家的疆域规模(lsize)越大，则备选城市成为都城的概率就越低，这意味着国家的疆域规模越大，都城越可能布局在最优的区位上，因而其他城市成为都城的概率就更低。中国版图内的政权数目(regnum)越多，说明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竞争者越多，则备选城市成为都城的概率就越高。此外，政权的游牧性质(nomad)也显著地抬高了备选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说明，如果一个政权为游牧民族所建，则它有更高的概率重新选择都城。这是非常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因为游牧政权一旦建立国家，必然会面临与原先的汉族完全不同的安全和军事形势，因此，重新选择都城往往成为理性的选择。这一点也非常符合Campanteetal.的理论。

其余的中原王朝相对于游牧政权的生命周期(ybn)，全国性的旱涝灾害(drought，flood)，内乱(disorder)与外患(foreg)的影响则不显著。

(三)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的定都选择

很多文献认为，政治统一与分裂时期，王朝都城的定都选择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本节对此进行了针对性的检验。表5给出了相应的结果，其中方程(1)—(6)中分别加入了与政治统一(uni)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从中可以发现，与表4相比，备选城市绝对地理位置的系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除个别纬度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全部显著为正，且经度与统一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与经度的系数符号相反，说明统一时期，备选城市经度会向西偏移；纬度和海拔高度与统一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且与纬度和海拔高度的系数同方向，说明统一时期都城的经度会向北和向高海拔城市移动。相反，在分裂时期，都城会向相反方向移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在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的都城地理位置的确存在差异，并且这与中国北宋之前的都城在统一时期向西、分裂时期向东方向上迁移的历史事实完全一致。

在备选城市的相对地理位置中，到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ldistec)，备选城市到皇帝“龙兴之地”的距离(ldistbpem)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表4完全一致。从交互项来看，政治统一与到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交互项显著为正，与到经济中心地理距离的符号相反，说明，政治统一时期，到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的影响变小，这意味着，到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变得没有以前重要，这符合直觉，因为在政治统一时期，往往国力比较强大，国家调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因而，到经济中心地理距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到皇帝“龙兴之地”距离(ldistbpem)的系数符号仍然为负，但变得不显著，且与统一交互项系数也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到皇帝“龙兴之地”的距离在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似乎并无明显差异；到最近大海的地理距离(ldiscoast)系数的符号和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仍不显著，但与统一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政治统一时期，到最近大海的地理距离会增加，这与统一时期中国都城往西往北移动的事实是一致的。另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国家的规模(lsize)、政权的游牧民族性质(nomad)、中国版图上政权的数目(regnum)的符号与表4相比，仍然显著且符号相同。其余控制变化与表4一样，不显著。综上可见，在政治统一与分裂时期，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的确存在不同，一个一般的规律是，统一时期往往向西、向北和高海拔地区迁移，向距离经济中心较远的地区迁移，向距离大海较远的地区迁移。

(四)对北宋前后相关影响差别的检验

如前面历史文献所述，北宋前后中国都城变迁的方向可能存在较大不同，此外，考虑到北宋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一定结构变化因素，因此，在这一节，我们重点考察上述影响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因素在北宋前后是否存在较大的差别。表6给出了我们运用相同的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其中方程(1)—(6)中均纳入了北宋之前的虚拟变量(bfsong，若是北宋之前，则取值为1，否则为0)及其与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的交互项。

从该表中可见，备选城市绝对地理位置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在备选城市相对地理位置系数中，到皇帝“龙兴之地”距离(ldistbpem)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表4相比没有变化，但到经济中心地理距离(ldistec)的系数却有较大变化。到最近大海的地理距离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从北宋之前的虚拟变量(bfsong)与这些变量的交互项来看，所有系数全部显著，说明北宋之前和之后的都城布局的确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北宋之前，经度更靠西、纬度更靠南、海拔更高、到经济中心的距离更远，距离“龙兴之地”更远，到大海距离更远的备选城市成为都城的概率较高，到了北宋之后，情形则相反。如果将交互项显著的系数与不纳入交互项的系数相加仍然会发现，总的系数与表4相比，变化不大。这就说明，北宋前后，只是经度、纬度、海拔、到“龙兴之地”、到经济中心的距离和到大海距离的程度不同，但都城布局于较东面、较北面、海拔较高、到皇帝“龙兴之地”相对较近和距离大海相对较远地区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控制变量中，原先显著的疆域规模、游牧政权性质和政权数目变得不显著，但王朝生命周期却变得显著，意味着中原王朝越年长于游牧政权，都城转换的概率越低，这似乎与王朝生命周期理论不符。但由于这里的控制因素包含较少地理信息，因此，我们不宜过多解读。

(五)稳健性检验

在这一小节，我们所做的第一项稳健性检验是运用Logit随机效应模型对上述的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检验结果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限于篇幅，此处未列示，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另外，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很多包含全国层面信息的变量，比如，旱灾(drought)、洪灾(flood)，政治统一(uni)。回归的结果发现，这些变量大多数是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变量反映的信息更多是全国性的，不包含与这些城市相关的地理或者更详细的信息。但我们并不敢鲁莽地认为，这些变量对备选城市成为都城的概率完全没有影响。

下面我们使用drought1，flood1和uni1来进行第二个稳健性检验。其中前两个变量采用竺可帧()中国各省各世纪的旱灾和洪灾来代理，后者我们采用了柏杨的严格政治统一，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中国每一时代只存在一个政权来代理。表7显示了我们回归的结果。

从该表可见，在包含了更充分地理信息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与表6相比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包含更多地理信息的变量drought1，flood1的显著性大大提高，且相对符合我们的预期，即较多的洪涝灾害往往会提高备选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尽管旱灾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我们若要更好地研究本文所说的历代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影响因素，还需要更多包含详细地理信息的城市层面数据，而这往往需要做很多非常基础性、细致性和长期性的研究。北宋前虚拟变量与相关地理变量的交互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表6相比没有变化。

最后我们还测试了新的被解释变量capidmw，它是我们根据相关朝代的延续时间进行权重处理的新的都城与否虚拟变量。具体而言，若一个朝代持续的时间越长，则都城选择在给定城市建都的概率越低，因此，我们使用1/durationi作为权重，对原先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了调整。表8给出了类似表6中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如上的所有回归结果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即使我们运用调整过的新被解释变量，结果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相同，因为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即使我们进行了权重调整，但它并不会改变虚拟变量的本质和结构，因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类似的。

六、结论和启示

作为量化经济史在中国都城选址研究中的尝试，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变迁的各种假说。研究发现以下基本结论：

(1)备选城市的绝对地理位置显著地影响了该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概括地说，备选城市经度靠东、纬度靠北和海拔较高的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更高。这意味着，中国历代都城在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这与中国北方地势相对较高，靠东地区的地势相对平坦，更靠近农业生产区的事实是完全相符的。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都城布局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规律，而绝非像有些文献所阐述的那样是随机、杂乱无章的和毫无规律性的。

(2)备选城市在全国政治、经济中的相对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其成为全国性都城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经济层面看，备选城市到全国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对其是否成为都城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备选城市要成为都城，到全国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就不能太远。这意味着，在古代，一个城市是否成为都城，与其与全国经济中心之间的良好关联性存在较大的关系。从政治和文化层面看，备选城市距离开国皇帝所谓“龙兴之地”的地理距离不能太远，这一距离越远，备选城市成为全国性都城的概率越小。从文化层面看，这非常符合中国“官本位”的文化特征；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它却非常符合定都于皇帝的政治根据地，从而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也更加安全的基本道理。从地理位置的内陆化程度看，本文证明，其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古代中国这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对广袤土地和大陆的依赖相对较高，对到距离最近大海的距离并不敏感，这与欧洲国家大多靠近大海，因而更加重视贸易而非农业活动的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3)从其余控制变量看，国家的规模大小、政权的游牧性质、中国疆域上的政权个数在不少情形下是显著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这些因素的影响似乎并不稳健。中原王朝相对于游牧政权的生命周期、政治统一的影响并不稳健。这说明，这些政治经济因素的确可能是影响都城选择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缺乏更加详细的有关备选城市相关特征信息，这意味着，本文有关这些控制变量影响的说法，仍需要更多更好的数据和研究来支持。

(4)其余控制变量中的水旱灾害、内乱、外患这类天灾人祸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因素并不影响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而意味着这些因素的影响还有待更好数据、更多研究的检验。水灾就是一个证明，当我们运用没有包含地理信息的数据来回归时，其影响并不显著，相反，当运用包含省级地理信息的数据来回归时，其影响符合预期。此外，北宋前后，这些机制仍存在一定复杂性。

总之，本文对中国历代都城地理位置兴衰变迁这一问题首次进行了计量经济学的考察，比如，备选城市的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对于其成为都城，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所谓的区域中心地假说、“龙兴之地”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验证，政治统一说、疆域规模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检验，其余假说尚未得到验证。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完善这个刚刚开始的宏大研究计划。（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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