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晓平，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3期（总第77辑）。

全文字，阅读约需11分钟

经济学不宜“重‘蚂蚁’轻‘蜘蛛’”

学术研究里的“蚂蚁”与“蜘蛛”

最早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人培根（FrancisBacon，-）将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主义者”，另一类是“理性主义者”。

他认为“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收集食物并使用它们；但理性主义者像是蜘蛛，他们由自身吐丝织网”。

而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史，也被解释为两个相互敌对阵营的冲突：一边是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主的“经验主义”思想家，他们的哲学被看作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另一边则是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他们被看作纯先天地构造他们的哲学体系（见约翰·科廷汉著，江怡译：《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1-2页）。

所以学术研究里的“蚂蚁”，是指学术上的“经验主义者”，其“做学问”的方式是“基于细致的观察”；学术研究里的“蜘蛛”，是指学术上的“理性主义者”，其“做学问”的方式是“基于纯粹的思想”。

由于归纳法是由个别到一般的学术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某些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的分析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细致的观察”也只能是对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的观察，培根所说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收集食物并使用它们”，这里的“食物”应该是对“某些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的比喻，所以学术研究里的“蚂蚁”，应该是“使用归纳法提出或论证自己主要学术观点的学者”。

而演绎法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学术研究方法，培根所说的“理性主义者像是蜘蛛，他们由自身吐丝织网”，这里的“自身吐丝”应该是指“理性主义者”头脑里的“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所以学术研究里的“蜘蛛”，应该是“使用演绎法提出或论证自己主要学术观点的学者”。

可能有人会否认学术研究里“蜘蛛”的存在，他们会认为表面上看上去像“蜘蛛”的学者是因为“分享”了“蚂蚁”们所“收集的食物”才提出的学术观点，因此“蜘蛛”本质上都是“蚂蚁”。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蜘蛛”应该也不可能生来就会有学术观点，不可能“纯先天地构造他们的哲学体系”、“由自身吐丝织网”。但从形式上来看，“蜘蛛”一是未亲自“收集食物”，二是“蜘蛛”所提出的学术观点，有时似乎不是根据“蚂蚁”们所收集的“食物”能够直接得出来的（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还是应该承认学术研究里“蜘蛛”的存在。

而视学术研究里的“蚂蚁”与“蜘蛛”是相互对立的、“‘蚂蚁’不能是‘蜘蛛’，‘蜘蛛’也不能是‘蚂蚁’”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每一个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一般都会接受“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内容，因此每一位学者的知识成长过程和学术发展过程中应该都会有“蚂蚁”和“蜘蛛”的成分。

所以“蚂蚁”与“蜘蛛”不应该是截然分离的。但从形式上来看，不同的学者在学术的“研究方法”上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倚重或使用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学科是影响学者是“蚂蚁”还是“蜘蛛”的重要因素

有的学科研究方法以归纳法为主，因此该学科中的学者，“蚂蚁”多“蜘蛛”少。

例如动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形形色色的动物各有各的生理特点、生活习性和行为方式，动物学家一般不能仅靠已有的认识再运用逻辑推理来发展对相应动物的认识，更多的是要依靠“观察”“试验”等方式来获取并发展对相应动物的认识。所以动物学里“蚂蚁”多“蜘蛛”少。

有的学科研究方法以演绎法为主，因此该学科中的学者，“蜘蛛”多“蚂蚁”少。例如数学就是这样的学科。

数学家一般是在掌握了一些基本概念、结论和推理规则之后，运用逻辑推理来发展新的概念和对结论的新的认识。

虽然观察法、试验法或客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有时也会对数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有数学家曾经用“掷硬币实验”来推测“掷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现实世界中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引发了数学中的“图论”的诞生等。

但就总体而言，数学家很少使用“观察”“试验”“调查”等方式来进行数学研究，数学家主要使用“演绎法”来进行学术研究。所以数学中“蜘蛛”多“蚂蚁”少。

还有的学科，总体来看在研究方法上归纳法与演绎法并重，因此该学科中既有“蚂蚁”也有“蜘蛛”。

“蚂蚁”主要是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相对比较基础性的认识，“蜘蛛”则主要是将新的基础性认识纳入或发展成系统性的理论。像物理学，就是这样的学科。

例如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居里夫人（MarieSk?odowska-Curie，－），其主要学术成就是通过反复试验提出了“铀射线的强度与物质中的含铀量成一定比例，而与铀存在的状态以及外界条件无关”的放射性理论，以及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和发现了两种新的元素钋（Po）和镭（Ra），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居里夫人应该主要是“蚂蚁”。

而获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的一些学术观点，如“光线弯曲”“引力波”等，在时间上早于相应的物理实验，而且爱因斯坦曾明确表示赞同波普尔（KarlPopper，-年）的“理论不能根据观察结果编造出来，只能依靠智慧制造出来”的观点（见《波普尔》，昆仑出版社年第1版，第16页），因此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爱因斯坦应该主要是“蜘蛛”。

“蚂蚁”与“蜘蛛”孰重孰轻？

将学者分为“蚂蚁”与“蜘蛛”两大类型，可能有人就会想将“蚂蚁”与“蜘蛛”分出孰优孰劣或孰重孰轻。应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恰当的。

“蚂蚁”与“蜘蛛”应该是相互启迪、相互支撑的。试想如果居里夫人不对当时已知的化学元素和所有的化合物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梳理，应该也不能发现两种新的元素。而如果没有显示“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等“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估计爱因斯坦应该也不能建立相对论。

如果只重“蚂蚁”不重“蜘蛛”，可能会使学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有具体性但缺失普遍性。

例如中国学者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应该就是属于“蚂蚁”的学术成果，但笔者就不知道那种将“这里有座庙，那里有条河”也写出来的类似“情况介绍”式的学术著作，究竟得出了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成为人类社会中的“知识点”的学术观点？

而且“蚂蚁”还可能会通过选取不同“食物”的方式来论证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例子来论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也可以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例子来说明“分田到户的好处”。

18世纪英国学者休谟（DavidHume，-）所提出的“归纳问题”就已指出采用“蚂蚁”的研究方式不能保证得到可靠的学术结论。

如果只重“蜘蛛”不重“蚂蚁”，则又可能会使学术研究流于空泛，或会得出荒谬结论或会因缺少实例支撑而缺乏认同。例如那种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

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应该就是“蜘蛛”的产物。

实际上目前在多个学术领域里的“研究方法”上，人类都尚未找到“十全十美”“绝对可靠”的方法，使用归纳法或演绎法应该都不能保证可以得到绝对合理、可靠的结论。

这可能也是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会认为在科学研究方法上“怎么都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目前人类社会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时，还相对更为看重的是该成果的合理性、创新性和影响力；但对该成果是使用何种研究方法所得到的，还并不是很看重。

曾有人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方法近乎完美”（见《经济学家茶座》总第61辑“卷首语”），但因为经济学在目前应该尚不存在“完美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不会有“近乎完美的研究方法”，所以这种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方法近乎完美”的观点，可能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懂装懂”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蚂蚁”与“蜘蛛”是人类进行学术研究的两种表现方式，在不同的学科内，“蚂蚁”与“蜘蛛”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就人类社会的学术研究总体而言，“蚂蚁”与“蜘蛛”应该是相互尊重、互相配合的，应该不存在“孰优孰劣”“孰重孰轻”的问题。

当然虽然总体来看对学术研究里的“蚂蚁”与“蜘蛛”不应该厚此薄彼，但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者而言，其更擅长于成为“蚂蚁”还是“蜘蛛”可能还是会有差别的。

例如爱因斯坦是其所在时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其好像并没有主持过比较著名的物理实验。

获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约翰·纳什（JohnForbesNash，-）在中学毕业后最早是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学习化学，但因为其厌恶做化学实验，故其在大学三年级时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数学。爱因斯坦和约翰·纳什的例子显示“擅长做‘蜘蛛’的人往往不擅长做‘蚂蚁’”。

经济学不宜“重‘蚂蚁’轻‘蜘蛛’”

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研究中，似乎有一种“重‘蚂蚁’轻‘蜘蛛’”的倾向。

例如现在很多经济学刊物相对更加偏爱刊登一些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统计分析来得出结论的论文，这种“研究方法”貌似“科学、高深、严谨”，但因为“相关统计数据”也只是“某些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而且统计推断也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依然属于归纳法，这样的研究者依然主要是“蚂蚁”，这样的研究成果依然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端。

再如现在的研究课题申报，常常要求申请人要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并填写出“交通、调研、实验设备”等方面的经费预算，似乎缺乏了研究团队以及“交通、调研、实验设备”等方面的预算，就难以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其实对于“蜘蛛”型学者，他们可以与其他相关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也可以参考别人相应的观察、调研或实验结论，但他们往往并不习惯于组成研究团队来进行研究，也不习惯于亲自进行观察、调查或实验等。

“蜘蛛”型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具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能够在研究上“突发灵感”，提出靠“观察”“试验”“调查”等似乎不能直接得出的结论，而这种“突发灵感”也是目前人类尚不能解释清楚的事情，这可能也是现在在学术研究上“重‘蚂蚁’轻‘蜘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有时某些学术成果的发现，有些类似于人文艺术中的一些优美文字、音乐或视觉作品的创作，需要研究者的“突发灵感”。

由于人文艺术中的优美文字、音乐或视觉作品的优劣相对比较好评判，因此对人文艺术中的成果，人们往往更为看重的是成果本身，而不会去追究这些成果的“创作方法”。

物理学里虽然也是“蜘蛛众多”，但因为物理学里的“蜘蛛”得到的学术成果往往相对比较容易“用实践加以检验”，因此人们对物理学里的学术成果的“研究方法”，似乎也不是很计较。

但经济学里的学术成果的优劣相对不太好评判，用起来也“不太靠谱”，即运用某些经济学研究成果常常得不到该成果所认为应该能够得到的结果，因此人们就会追究这些成果的“研究方法”。

这样就表现为经济学相对比较重视或被追究“研究方法”。而且由于经济学里的“蚂蚁”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用事实说话”（虽然某些事实是比较特殊的或缺乏代表性的），因此经济学里的“蚂蚁”在研究方法上被追究的情况相对少一些；

但经济学里的“蜘蛛”在形式上不仅不是“用事实说话”，而且相对更容易得出“黑板经济学”，因此经济学里的“蜘蛛”，在“研究方法”上常常会受到更多的追究或质疑。

但人们也不应该因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相对“不靠谱”、不是“用事实说话”或有“黑板经济学”的出现等原因，就全盘否定“蜘蛛”在经济学里的存在价值。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来看，学术界里的“蜘蛛”有时也能做出非常重大的学术成果；甚至可能在多个学术领域里，被称为“天才”的学者常常都是“蜘蛛”。

所以虽然“观察”“实验”“调查”等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轻‘蚂蚁’重‘蜘蛛’”是不恰当的；但当人类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重‘蚂蚁’轻‘蜘蛛’”、不承认研究者的“突发灵感”的作用，应该也是不恰当的。

“蚂蚁”的学术成果来自对“某些个别性的现象或事例”的分析，因此可能会“以偏概全”，不能“公正，全面”；而“蜘蛛”的学术成果可能是建立在研究者靠“突发灵感”所得到的类似“一厢情愿”式的结论的基础之上的，未必能够通过实践的检验。

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弊端。但人类至少在目前应该是还没有找到经济学研究的“十全十美”的研究方法，“蚂蚁”与“蜘蛛”都可能能以各自的方式增进人类对经济问题的认知。

经济学希望能够成为像物理学那样“可靠、有用的学问”，而目前在物理学里，是“归纳与演绎同在，‘蚂蚁’与‘蜘蛛’共舞”，所以经济学里也应该是“既有‘蚂蚁’也有‘蜘蛛’”，不宜“重‘蚂蚁’轻‘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