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沿海路线走出非洲，再遍布世界？我们人类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分布到世界各地。在那之后的1.5万年，我们就到达了东亚、澳大利亚和西欧，但直到1.5万多年前，我们才到达美洲，而且直到年前，才到达最东部的太平洋岛屿。历史上，我们登陆最后一个主要陆块新西兰，是在大约年前。本章是对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迁徙年表的简单概述，现在我们来就我们所知，谈谈那些冒险者分散到各地的确切路线吧。这些早期旅行者都面临了哪些阻碍？他们是在哪里又是如何克服了这些困难的？他们离开非洲的路线，与后来摩西通过西奈半岛、穿过红海北端这条路线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是通过红海南端和亚丁湾交界处的阿拉伯，从厄立特里亚离开的？先不论他们走了哪条路，在去往世界其他大陆和岛屿的路途中，他们后来又经过了哪里？他们是沿着又冷又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穿过蒙古进入东亚了吗？还是通过南亚，然后分散开？是否有人在史前时代穿过广阔难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到达美洲？还是说，唯一的路线就是经由白令陆桥？接下来，我将就这些问题给出在我看来目前为止最好的答案。但我们必须知道，专家们远没有达成一致。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地理学家——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一直在争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还将继续争论很久。我在上一章说到，缺乏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一致。我们确实知道一些答案。但仍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其他可能的答案，正因为这样，探索才更加有趣。我将从走出非洲谈起。虽然我用了“走出”这个词，但请记住，我们谈论的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走出去的一小部分人，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描述的是突然有大批人走出，还是人们分成几小批走出，或是如涓流般不断有人走出。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说的，当然不是人类全体都出走了。许多人仍然留在了非洲。对于上一段中“一小部分”和“相对短的时间”这样的短语，我不打算加以界定。这个过程可能涉及最多几千年中的几千人。但有太多因素影响对奠基人群规模的估算了，更别说关于他们的其他信息了，甚至用“少数”来描述他们可能都太过精确。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想去查阅估算奠基人口的论文的人，遗传学家会区分有效人口规模和真实人口规模。简单说，有效人口是人口中繁殖后代的个体数量。这个数量往往比非遗传学家所认为的人群中成年人数量少至少一半。假设人类是徒步离开非洲的，那么他们可能会采取两条路线中的一条，也可能两条都走。大致从埃塞俄比亚开始，一条路线北上红海西侧，接近地中海地区，东转穿过西奈半岛顶端，然后从几条可能路线中选择一条穿过中东进入亚洲。另一条路线是从非洲穿越红海南端位于现在厄立特里亚南部和也门西南部之间的曼德海峡（BabelMandebStrait），然后从几个可能的后续路线中选择一条离开。我们要如何决定哪条路线更有可能呢？年，朱莉·菲尔德（JulieField）和玛尔塔·拉尔（MartaLahr）用数学模型算出了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可能路线。这种模型实际上是一个算法：当人们到达X点时，如果环境适宜，他们就会一直向前走，只有在不适宜的时候，他们才会换一个方向。草地或稀树草原是适宜的环境，沙漠是不适宜的。至于选内陆还是选沿海，模型假定他们更偏爱沿海岸线行走，因为人类能在那里发现很多容易捕获的贝类。在菲尔德和拉尔提出人类从白令陆桥到北美洲之沿海路线的20年前，克努特·弗拉德马克（KnutFladmark）就主张这一观点。在自然环境和沿海路线方面，菲尔德和拉尔都合理考虑了人们估计的大约5万年前的环境状况，包括海平面比现在低80米这一事实。“唾手可得”的海贝是选择沿海路线的关键。世界上所有的海岸上都有贝类的身影，甚至沙漠边缘的海岸也是如此。请看在厄立特里亚海岸发现的12.5万年前的大量半壳牡蛎，还有大概是用来敲开它们的石制工具，以及世界各地沿海被称为“贝冢”的大量贝壳堆积。同时，据特雷莎·斯蒂尔和理查德·克莱因说，在南非的考古遗址中，贝类遗骸之丰富，要数倍于有蹄类动物的遗骸。这些贝冢简直大得难以想象。在北美，阿曼达·泰勒（AmandaTaylor）、朱莉·斯坦（JulieStein）和斯蒂芬妮·朱利维特（StephanieJolivette）称为“小”贝冢的，是那些面积在平方米以下的贝冢。平方米相当于长米，宽30米，比足球场小不了多少。一些北美贝冢有1米多高。澳大利亚有些贝冢高达5米，上面还生长着树木。即使是现在，在人口稠密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北海岸，你也能很容易地从那里的岩石上采到许多贝类。不过采贝类之前，请先申请执照。我们夫妻的一位好友告诉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他和朋友去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海岸露营时，仅凭手采就能从露出海面、覆盖着海草的岩石上拾获特别多鲍鱼，要多少有多少。在返回营地的路上，他们会在裸露的沙洲上挖到多得带不走的马脖蚌，然后又去采软壳蛤，再来上一袋黑贻贝，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花了半日闲暇，就采集了足够一家人吃几天的食物。相比于其他动物食物，贝类的主要优点是，儿童也可以很快地采获贝类，哪怕效率不如成年人。根据贝蒂·米汉（BettyMeehan）的记录，在澳大利亚北部的阿纳姆地（ArnhemLand），成人采贝平均每趟收获10公斤左右，孩子们则有近3公斤。道格拉斯·伯德（DouglasBird）和丽贝卡·伯德（RebeccaBird）看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托雷斯海峡的儿童，每小时可以收获1公斤的贝类肉。根据我们家的食谱，这分量够四个人吃一顿饭了。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西方的孩子们能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采集到一家人晚餐的食材，家长该有多么自豪和欣慰啊！菲尔德和拉尔认为，人类走出非洲继续前行最可能的路线是，沿红海西岸北上西奈，再穿过北方的死海到达幼发拉底河上游，然后沿河南下抵达波斯湾东侧。像在海滨一样，人类在河流中很容易捕获食物，万年前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盆地（TurkanaBasin），人族就食用了大量的乌龟和鲇鱼。虽然菲尔德和拉尔假设的沿海路线很吸引人，但其他一些路线也不无可能。两年前，安德斯·埃里克森等9人也构建了人类走出非洲、迁往世界各地的路线模型。他们像菲尔德和拉尔一样，把自然环境纳入自己的模型。不过，埃里克森团队的模型使用气候和环境生产力来预测人群的增长。基于此，他们绘制了人类的散布路径。和菲尔德和拉尔不同，他们不认为迁徙一定是沿着海岸线的。这个团队还采用遗传学的方法研究人类迁徙的时间。我在前一章提到过这一点。埃里克森团队通过模型提出了一条南线路径，即跨过厄立特里亚南部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然后向前穿过阿拉伯半岛的南部。这是两条走出非洲的路线中更为可能的一条。要横渡（扼守红海的）曼德海峡，人类很可能需要船只。现在这个海峡的最深处有米。如果人类继续沿着阿拉伯海岸东行，他们应该是越过霍尔木兹海峡第一次看到伊朗的。那时的海峡可能窄于20公里。迁徙队伍中如果有人爬到海滨悬崖的顶部，他就能轻易看到海峡对岸。这群人中不惧危险的青年男子甚至可以游过去。即使这些迁徙者没有乘船横穿海峡，他们也可以从这处海岸以北公里远的干地（今卡塔尔）横穿而过。根据菲尔德和拉尔提出的详细路线，人类继续沿海岸从波斯湾向东，偶尔为了穿过像恒河这样的大河而绕向内陆。验证人类“走出非洲，一路沿海走来”这一假说面临的问题是，人类跋涉途中经过的大部分海岸线，现在都已经被水淹没。从1万年前开始，由于末次冰期的冰盖融化，全球海平面已经上升了多米。因此，所有海岸线现在都已经淹没水下，甚至在许多地方离现在的海岸线有几公里远。虽然有水下考古，但水下考古比陆地考古困难得多，因此很少开展。

中东地图和人类走出非洲的可能路线。制作：约翰·达文特

然而，石头、骨头和贝冢并不是我们仅有的证据。遗传学也能够提供很多信息。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人DNA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可以看出哪些人群的亲缘关系最为相近，得出可能的迁徙路线。例如，蒙古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之间相近的亲缘关系，可以表明有一条通往澳大利亚的中亚路线（丝绸之路）。事实上，我们发现，最相近的关系是从印度穿过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如果人类是沿海岸线扩散的，大概就会这么走。菲尔德和拉尔的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两条从亚洲抵达澳大利亚的路线。一条是南线，沿印尼半岛，从苏门答腊岛出发，通过爪哇岛、巴厘岛和东帝汶，然后到达澳大利亚。另一条是北线，经过婆罗洲、苏拉威西岛和新几内亚，到达澳大利亚。也许在5万年前，当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由于上一个冰期的海平面下降，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以及同样浅的、位于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巴斯海峡，其底部在当时都是露出海面的。因此，如果人类通过北线前往新几内亚，他们可以不经过水域就继续向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进发。然而，看起来有不同的人群分别占领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这两地的人在遗传和语言上都有很大不同。根据某些遗传DNA的分析，他们大概在5万年前就已经分开了。且不论他们在何时、何地分开，沿着海岸迁徙的人群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后，有一大批人去了新几内亚，大多留在了那里，而另一批则迁徙到了澳大利亚。请注意，上面一段省略了许多正在不断更新的复杂发现和解释。在我撰写本书之时，塞拉·皮勒卡恩（SheilaPellekaan）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进占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的更完整综述。综述密密麻麻地写了12页。不仅故事复杂，而且我们对其仍然知之甚少。的确，像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这样的地方，由于欧洲殖民者对土著人采取了残暴行径，甚至施行种族灭绝，因此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够了解详情（至少在遗传学方面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一旦灭绝（就像英国人消灭塔斯马尼亚人），我们就没有基因数据来推断他们的起源了。我们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部分遗产。为了到达新几内亚，或不通过新几内亚到达澳大利亚，约5万年前的人类必须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一座岛屿穿越公里的大海。正如我在第2章所述，也许就是这片水域成了妨碍最早的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接触亚洲的屏障。据我们所知，在接下来的2万年乃至4.5万年中，澳大利亚土著和亚洲都没有任何接触。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当时没有大海阻隔，因而我们无法解释这两地为何在几万年间明显缺乏联系。除非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即事实上第一批从非洲到阿拉伯半岛的人类继续东进，入驻了当时的亚欧大陆。那时，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是被现在的托雷斯海峡分开的。而这种猜想的问题是，因为当时整个世界都处于间冰期盛期，海平面很高，所以即使发生了人类从亚欧大陆到这两片土地中任意一片的跨越，所花费的时间也会更长。主张很早就有人抵达澳大利亚的学者们在得出结论时，并没有处理这一潜在的问题。可想而知，在澳大利亚，考古发现的人类最早迹象在北方，但其实在遥远的西南也有这些迹象。两地之间（就像现在一样）隔着一片广袤的沙漠，一路延伸到西海岸。因此，很有可能存在一条沿海岸从北方向西南行进的路线。澳大利亚东部缺乏早期遗迹，暗示人类是通过南印尼路线来到这片大陆的。倘若人类抵达澳大利亚是通过新几内亚这条更偏北的路线，那么他们就会到达约克角半岛的北端，而从这里出发沿澳大利亚东海岸迁徙，将是一条更容易的路线。然而，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基本上是温暖湿润的热带气候，遗骸在这种气候下不易保存。澳大利亚最早的人类也许经过了这个地方，但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非洲到澳大利亚要经过印度。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这片次大陆上存在着三个主要人群。最古老且现存人数最少的，是零散分布在印度中东部的南亚语系人群，他们可能是最先到这里的人类的后裔。然后，印度南部是德拉威语人群，印度北部是印欧语系人群，印度东北部是藏缅语人群。通过遗传分析，大部分德拉威语人群的基因表明，他们的祖先和南亚语系的人群一样，是最早到达次大陆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几千年之后，我们进入了亚欧大陆西部，可能是通过在土耳其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实现的。继续向西到达西欧的一条简单路线，是沿着多瑙河。一些考古学成果表明，这些迁徙者也取了一条更北的路线，就是从土耳其到里海东部边缘的格鲁吉亚，然后向西。与此路线相吻合的，是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埃里克森团队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人类可能穿越了里海北部的乌克兰，也许曾经借道第聂伯河。还有一种可能是，最早的欧洲人除了采用两条南线中的一条或两条之外，也采用了北线。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年斯特凡诺·贝娜齐（StefanoBenazzi）、卡捷琳娜·杜卡（KaterinaDouka）和其他12位学者，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距今4.4万年的遗址中，发现了人类在欧洲的某些最早的遗迹，其中包括牙齿和一些打了孔、用作项链珠的贝壳。此前，这些牙齿被认为来自尼安德特人，但新的分析确定，它们来自现代人类。早期人类进入欧洲的可能路线，突出沿海与沿河路线。制作：约翰·达文特然而，4.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仍然生活在欧洲，并且现代人类基因中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表明，他们与我们之间曾发生交配（除非我们和他们都从一个祖先那里遗传了这些基因）。在第11章中，我会深入探讨这两个人族物种间的爱恨情仇。关于人类从中东到东亚（主要是中国）的路线，目前我们只能靠猜测。这方面的考古学遗址和考古学家都为数不多。埃里克森的研究再次表明，可能有一条北线和一条南线。然而，最有力的遗传学和环境学证据把我们引到了南至巴基斯坦、北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地区，但之后的痕迹太模糊，无法再追寻下去。至迟在4.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定居在俄罗斯中南部的阿尔泰地区了，证据就是时有出土的大量片状石制工具，偶尔出土的一些装饰物，还有各种动物骨骼。阿尔泰人起源于哪里？年初，马纳萨·拉加万（MaanasaRaghavan）和一支超过25人的研究团队报道了他们的遗传学发现，给了我们答案。他们分析了半个世纪前发现的一名男童的骸骨，骸骨距今2.4万年。这一发现的遗址在西伯利亚中南部贝加尔湖西区以北的马塔村，即阿尔泰东北大概0公里处。令人惊讶的是，马塔男孩的DNA表明，他有大约1/4的基因明显来自西欧。拉加万小组还在马塔村西北大约公里处，发现了一具有1.7万年历史的男性骸骨。这具骸骨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西欧血统特征。这意味着这两具骸骨所属的人群在整个上一次冰期中，都一直待在俄罗斯中南部。马塔实际上位于穿越蒙古并延伸至中国东北的丝绸之路上。遗传学家一度认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人的起源不同。如果是这样，可能的解释之一是“进入亚洲的途径有两条”。然而，最近对基因分析的新证据和新解释表明，这两地的亚洲人系出同源，几乎可以肯定都起源于东南部。如果是那样，虽然在通向中国东北部北京的北部路线（即丝绸之路）附近发现的最早人类迹象可以追溯到将近5.5万年前，但这条路线可能是更晚的路线。也许他们到达了那里，但当时没有再往前行进，或许是因为往北太冷，往东太干燥。人类在亚洲继续东行，似乎在大约4万年前到达了日本。那时，他们可以通过陆路到达日本南部，因为朝鲜半岛海岸边的日本海很浅，水深不到百米。在末次冰期，海平面下降，海底因此可能会暴露在外。不过，在当时，要直接从亚洲大陆到日本北部，人们必须使用船只。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是否真的这样做了，但我们知道，至少在2.5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船只了。因为当时他们到达了日本南部和台湾岛之间琉球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为了到达那里，他们必须穿过长达75公里的海域。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亚洲还不包括西伯利亚东北部——从亚欧大陆到美洲的必经之路。我已经在第2章提到，在北极圈以北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是位于俄罗斯东北部的雅拿犀牛角遗址，那里靠近北冰洋海岸。在本章的前面，我介绍过一些考古发现，它们表明俄罗斯中部阿尔泰地区的西欧基因和东亚基因，可能对东北西伯利亚人群的基因都有贡献。我校戴维·史密斯（DavidG.Smith）实验室的卡利·施罗德（KariSchroeder）等人证明，美洲原住民的基因中，有一个不存在于美洲之外的其他地方，只存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雅拿遗址以东几百公里处一个小地区的人群之中。这一独特基因意义重大，因为它在亚洲很罕见，但在北美和南美却很普遍。这表明，源于西伯利亚的一小支人群入主了整个南、北美洲。但请再次注意，所有美洲原住民都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个小地区，并不能让我们认定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村落的同一批次移民。来自这一小片地区的人如涓流般逐渐进入美洲（过程可长达千年），同样可以在美洲原住民中产生这样盛行的基因分布。和在非洲一样，西伯利亚和北美之间人群的迁徙是双向的。美洲人的确来自西伯利亚，但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亦说明人类也可能从美洲回到西伯利亚。根据一篇塔蒂阿娜·卡拉费塔（TatianaKarafet）与他人合作的报告，我们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此前研究认为是产生于美洲的基因。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现在是海洋。然而，所有美洲原住民的西伯利亚祖先一定通过了白令地区。正如我在上一章提过的，那里的海洋水深不到50米，在约1.2万年前仍是陆地。回到我几段前描述的有西欧血统的马塔男孩那里，他的DNA与北美原住民的DNA有明显联系。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两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都起源于西伯利亚东北部。我们由此似乎能揭示出这样的过程：一些西欧人穿越了东欧、俄罗斯，然后到达了西伯利亚东北部，在那里或附近地区遇见了从东亚北上的人群，他们共同繁衍了后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源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美洲原住民，同时拥有欧洲人群和东亚人群的基因。美洲原住民身上有一些西欧人基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美洲原住民的骨骼有明显的西欧人特征（例如V形下颌和前突的下巴）。从前，某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联系说明在西伯利亚人群开拓美洲之前，还有更早的海外移民。然而马塔男孩的发现，解释了为何欧洲人的特点也符合美洲原住民的西伯利亚起源。这些从西伯利亚东北部出发的先民，必定是先沿北美西海岸南下的，因为巨大的科迪勒拉冰原与劳伦冰原（CordilleranandLaurentideicesheets）覆盖了整个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华盛顿州北部、怀俄明州、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纽约州全境及纽约州以北的东部各州）。那时要越过这片冰原的难度，不亚于如今穿过格陵兰冰盖，换句话说，此路不通。茫茫冰原边上的生存环境同样极端恶劣，尤其是冰山还有可能崩裂，造成巨大的海浪。然而，约1.45万年前，加拿大西北海岸附近的岛屿上生活着熊、狐狸等各种哺乳动物，还有海洋哺乳动物。当时的海平面至少比现在低米，这些岛屿许多都曾是大陆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动物为吃腻了贝类的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当时贝类遍布海岸，即使经过了千百年的采集，贝类如今仍然大量存在。前克洛维斯人（如今的美洲人）一抵达冰原的南部，就从海岸迁移到了内陆。有1.55万年历史的得克萨斯石器的发现，让我们得知了这一点。对此的大多数描述，都假设人群沿着美洲西海岸向南分散，我也是这样描述这一迁徙的。然而，丹尼斯·欧鲁克（DennisO’Rourke）和珍妮弗·拉夫（JenniferRaff）也推测出一条东部路线。这或许能解释为何相较于西海岸，早期人类的迹象更接近东海岸。然而，倘若如此，选择东部路线就意味着人类将沿北美寒冷的北部海岸线长途跋涉0公里，而沿西海岸南下只需穿越公里左右的冰川。或许1.3万年前，这两个北美冰原已经充分融化，让人们能够进入蒙大拿、北达科他和明尼苏达地区。这个时间大致是著名的克洛维斯文化进入美洲的时间。我在前一章描述了克洛维斯文化，包括其精美的石矛，以及关于是不是克洛维斯人最早到达美洲的那几近终结的争论。冰原之间出现了一条走廊，克洛维斯文化的人们是像他们祖先一样沿着海岸迁徙，还是穿过了这条无冰走廊？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个文化在整个北美传播得太快，在不到年的极短时间内，就扩散到了整个北美洲，我们甚至无法区分走廊开口南部附近遗址的年代与西部附近遗址的年代。主张早期克洛维斯遗址位于无冰走廊尽头附近，意味着克洛维斯人穿过了这条走廊。我们需要考虑迁徙的速度问题，重新审视这种主张。在这里，我需要提到丹尼斯·斯坦福（DennisStanford）和布鲁斯·布拉德利（BruceBradley）的假说。他们假设，在2.2万年前至约0年前某个时段，来自欧洲的人类占领了北美东部。这一指出北美与欧洲关联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在美洲发现的先进石器，这些石器与西欧梭鲁特文化（Solutreanculture）的石器相似，而梭鲁特文化也与遍布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相似。梭鲁特文化以首次发现这种工具的市镇梭鲁特—普伊（Solutré-Pouilly）命名。该市镇位于法国梅肯（Macon）区，那里种植葡萄，生产美味的普伊—富赛（Pouilly-Fuissé）霞多丽葡萄酒。最早入主美洲的是西欧人和西伯利亚人吗？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事实上，我也会和别人一样，敢冒风险地说“肯定不是”。遗传学证据根本不支持这种假设。即使欧洲人在数千年前登陆美洲，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成功了。欧洲人没有在美洲大陆繁衍，因为欧洲人的基因只通过来自西伯利亚的移民体现，没有在南北美洲的原住民身上出现过。这个假说在考古学上也面临严重的问题。例如，美国东部石器和梭鲁特文明石器之间的某些相同点，同样符合其他许多地区石器文化的特点。毕竟，制造有用石器的方法甚为有限。也许更重要的是，美洲文明和梭鲁特文明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梭鲁特人制造出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其他物件，而不仅仅是石器。所以，如果梭鲁特文化来到了美洲，那么为什么在美洲看不到他们文化的其他内容？我还要指出，梭鲁特假说的文化证据还有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号称梭鲁特遗址的地方，其年代都在梭鲁特文明在欧洲消亡后的几千年后。那些遗址的年代反倒符合现已确定的非梭鲁特人群在美洲出现的年代。在解剖学方面，一项支持很早就有欧洲人群进入美洲大陆的论据是，早期美洲人头骨具有欧洲特征。然而，就在我撰写本书的年，我们看到了一份报告说，尤卡坦半岛（YucatanPeninsula）上一具约1.25万年前的遗骸，确凿无疑地具有西伯利亚人的DNA，同时也有欧洲人特征。对此的必然解释是：那些欧洲人特征是人群抵达美洲大陆之后才演变出来的。目前，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源自遗传漂变（geneticdrift，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几乎随机发生的改变），还是源自对美洲大陆环境的适应。让我们暂时忘记美洲的梭鲁特文明，回到那些已获证实的发现和主张上面。最早的美洲先民到达得克萨斯之后仅仅过了几百年，就从北美出发，沿着中南美洲西海岸，继续前行了1万公里，到达了智利南部。他们能如此迅速地走完这千万公里的路程，最好的解释似乎是他们走了沿海路线。然而，戴维·安德森（DavidAnderson）和克里斯托弗·吉勒姆（ChristopherGillam）认为，根据自然环境、移民人口构成和考古发现，更有可能的路线是南美的一条内陆路线。但我发现他们提出的路线不大合情理。根据他们的解读，最早的美洲人穿越巴拿马地峡之后进入了南美洲，成功到达安第斯山脉东部。然后，他们南下穿越地形崎岖的地区，越过从安第斯山脉东流的许多江河，最终幸运地到达了向南流的巴拉圭河，这可能多少帮助他们南下穿过了南美大陆的3/4，轻松地到达了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位置。从那里要继续到达在智利南部的蒙特沃德，他们将不得不穿过其他一系列河流，然后翻过安第斯山脉南端，再掉头北上。走这条路线，必然要穿过众多的河流和广袤的森林，我认为这大有问题。安第斯山脉东坡上河流湍急，东坡以下的平原上河流宽广。这些河流在末次冰期亦未消失，跟亚欧大陆和非洲不同，亚马孙地区没有经历过干旱的迹象。不仅如此，安第斯山脉东部的亚马孙森林肯定会极大阻碍沿南方路线的行进。热带森林不易穿越。此外，跟非洲中部的刚果森林不同，亚马孙森林显然没有在上一次冰期的干旱期缩减成星星点点。亚马孙森林的覆盖范围可能略小于今天，但即使如此，仍会有绵延数百公里的森林阻挡人们的去路。沿南美洲海岸南下的旅程是不会轻松愉快的，虽然我承认，人类从不缺乏探险的兴趣。米歇尔·德·圣彼埃尔（MichelledeSaintPierre）和她的同事们在最近的一项遗传学研究中表明，智利南、北土著人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南部人群更像阿根廷南部人群。除了这一现象，他们还计算出这两个南部人群的基因都有1.5万年的历史。这些都表明，迁徙路线并不是沿安第斯山脉东部南下再越过这一山脉到达西部，而是与之相反，沿海岸南行迅速到达蒙特沃德，然后向东跨越安第斯山脉。遗传变异和奠基人口少，可以解释智利北部和南部人群遗传图谱的差异。迅速向南迁徙穿越美洲的这个假说（无论是沿海岸带南下还是在内陆南下）存在一个问题：迄今为止，考古学家都没有发现多少证据。美洲西海岸几乎没有留存下来任何前克洛维斯遗址。但我在讨论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沿海路线时曾经提到，自2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以来，海平面上升了多米，覆盖了在那之前的大多数人类迹象。安德森和吉勒姆指出，安第斯山脉以东几乎没有留存任何遗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难在热带雨林进行考古挖掘，而且万千年来河流改道，已令遗址荡然无存。史前人类散布世界各地，他们最后要进入的区域是汪洋大海。语言学和遗传学研究都表明，太平洋地区的人群和一些新几内亚人最初都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从语言学上说，所有太平洋人群、印尼东部人群和菲律宾人都讲南岛语。南岛语系人群肯定源于亚洲，但现在亚洲大陆却没有南岛语系人群存在。不过，我们发现与中国大陆东海岸相望的台湾岛上，却有众多南岛语言使用者。台湾原住民因为与亚洲大陆隔离，有时间发生多样化，幸运地避免了被亚洲大陆人群取代的命运。语言学证据表明，人们从台湾岛迁徙到菲律宾和新几内亚，又继续前行进入太平洋。基因研究既支持这条路线，又反对这条路线——这取决于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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