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都市文化研究》年第2期

作者：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已获蔡萌老师授权推送，特致谢忱！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城市骚乱

摘要：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既是美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阶段，也是城市暴力和骚乱横行的时期。类型多样的骚乱活动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美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序”现象：社会矛盾的急剧复杂化和尖锐化导致各群体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然而，与此同时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却加剧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阻碍了政府的作为，造成了制度和法律的滞后。

关键词：美国城市、骚乱、社会转型、激进主义

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工业革命、交通革命、市场革命、信息革命等几股历史洪流形成的巨大合力，推动美国初步完成了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和商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城市，作为这几股历史洪流的汇集地，不仅是这一时期美国纺织业、钢铁业、机器制造业等基础工业的基地，是迅速膨胀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网和电报、邮政信息网的枢纽，还是国内人口流动和跨大西洋外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政治活动最活跃、文化生活最丰富、思想风向最敏锐的地区。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既凝聚了社会转型所取得的耀眼成就，也背负了沉重的代价和伤痛。

学者们普遍承认，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充满暴力、骚乱和动荡的年代之一。根据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之一《奈尔斯每周纪事》的不完全统计，至年，美国总共发生了9起大规模骚乱，—年只有2起，而这一数字到了年代飙升到了起，集中发生在（20起）、（53起）和年（16起），年代的数字略有下降，但也有64起之多。东部的大城市尤为严重。这一时期，仅在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四个城市就至少发生了35起大规模骚乱，小规模则不计其数。其中，巴尔的摩共发生了12起，为其贏得了“暴民之城”的恶名。骚乱还扩展到中西部和密西西比河谷地区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城市。这一时期，所有人口超过2万人的美国城市中至少有75％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骚乱。有学者总结说，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骚乱重新获得了其在十八世纪中的地位。即使不是一种普遍赞同的行为模式，至少也是经常使用的和被默认的。”

具体来说，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骚乱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族裔骚乱。这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普遍的一类骚乱，主要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清教徒与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之间。规模最大的当属年8月发生在马萨诸塞州查理斯敦，以及年5月和7月分别发生在费城两个爱尔兰移民聚居区——北部肯辛顿地区和南部萨瑟克地区的骚乱。波士顿的骚乱是因为本土清教徒痛恨在他们的聚居地存在一座天主教的修道院，将之洗劫并焚之一炬。费城肯辛顿地区的骚乱是因为本土清教徒不能容忍在公立学校中使用天主教版圣经，与当地爱尔兰裔居民发生暴力冲突，酿成2座天主教堂被彻底焚毁、6人死亡、50人重伤的惨剧。肯辛顿骚乱之后不久，恰逢美国独立日庆典，得知萨瑟克地区的本土清教徒要举行大规模游行，心有余悸的当地爱尔兰移民提前组织起一支志愿者队伍来保护天主教堂，并得到了当地巡防队的支持。此预防性举措被本土清教徒认定是主动攻击的信号。在教堂前对峙了三天后，双方发生了交火。本土清教徒这方趁着夜幕从港口偷来了两门火炮，巡防队这方也调来了骑兵队支援，伤亡自然惨重，共计造成12人死亡，40余人重伤。除了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大城市以外，族裔骚乱还随着铁路网的扩张而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由于这一时期美国的铁路工程雇佣了大量外国移民作为劳工，所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等依托铁路网络而崛起的中西部新兴城市也成为了族裔骚乱的多发地。

年7月7日，民兵向本土主义暴徒开枪

（图片来源：Wikipedia）

第二类是由种族问题引发的骚乱，主要体现为白人种族主义者对自由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暴力袭击，手段主要是殴打、屠杀，以及捣毁或焚烧他们的报社、房屋、学校、教堂等。据《奈尔斯每周纪事》的不完全统计，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种族问题引发的较大规模骚乱共有48起，其中73％发生在—年间。有代表性的有年、年、年在辛辛那提发生的三次针对黑人社区的洗劫，造成了上百栋房屋被焚毁、数千名自由黑人被迫迁移；年7月纽约市上千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围攻废奴主义者集会地点和住所，骚乱持续了四天，导致有超过7座教堂和十多间房屋受损；年8月费城市—名白人种族主义者闯入黑人聚居区实施破坏、劫掠和恐吓，捣毁至少2座黑人教堂和近40所民宅，死伤者不计其数；—年伊利诺伊州奥尔顿市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废奴期刊《观察者报》总部的多次暴力攻击，导致其主编、著名的废奴主义宣传家伊莱贾·洛夫乔伊被杀害；年，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在费城市中心筹资兴建的会议大厅遭到当地多名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围攻，并被焚毁。

年纽约的反废奴主义者骚乱

（图片来源：Wikipedia）

第三类是由经济问题引发的骚乱，包括年3月由于马里兰银行被废止而导致存款无法兑现的民众围攻了当地的银行家；年2月无力承受面粉价格一再飙高的纽约民众洗劫了当地面粉商的货仓；以及—年纽约州哈得孙河地区的农民因为不满租税体系而发起的骚乱等。这一时期，随着纺织业、蒸汽机制造业、钢铁制造业和铁路网的初步发展，东北部的一些工业区还出现了最早的罢工运动和以铁路公司为目标的民众暴力活动，例如费城肯辛顿地区年3月—7月多次发生的铁路骚乱和—年多次发生的纺织工人罢工等。前者是因为当地居民担心新修建的、穿街而过的铁路会带来安全隐患，会导致当地马车生意破产，其噪音还会影响自己的房产价值，于是多次用暴力赶走施工人员，并与当地巡防队发生冲突。后者的罢工是由当地纺织工会领导的，要求雇主恢复到年经济危机之前的工资水平。

第四类是选举骚乱。这一时期，政治对立很容易转化为选举骚乱。支持不同党派的选民常常不惜用各种暴力行为阻挠对方投票或互相撕扯旗帜。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在选举日的当天，每个政党都会雇佣暴徒或小混混来阻止对方阵营的人接近投票箱。这些人有时候会点火来制造混乱，有时候会偷对手的票，甚至捣毁对方的选票箱。可以说，政党活动越活跃、斗争越激烈的地方，选举中的暴力现象就越严重。纽约、波士顿、费城几大城市都发生过因为一方的选票箱被扔到河里而另一方自动获胜的情况。在纽约和费城，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选举都会出现不同政党和派别之间的街头暴力斗殴。流血是常有之事，伤亡也很常见。以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费城为例，据当时人的描述，在年10月的选举中，“暴民们把选票箱紧紧围住，以至于要投票的选民不得不从人群的头顶上被运进去。在运送的过程中，对立政党的人会剪开他衣服的侧缝，拼命地撕扯。很多人的衣服已经完全被撕毁了，还有人受伤严重”，“有的人不得不以匕首护身，才能够清出一条路靠近选票箱”。最后，这次选举骚乱从肢体冲突发展为了一场枪战。同年的纽约市政选举也是类似情况。选举前几天，纽约的好几个街区就不断传来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发生肢体冲突的消息，以致于选举日当天，一份辉格党报纸甚至号召支持者们带着生死一战的心情前往投票站。另一个选举骚乱的典型案例是罗得岛的“多尔战争”。罗得岛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多年以来在选举权问题上积累的矛盾，终于在年5月的州长选举中总爆发。民主党中以托马斯·威尔逊·多尔为首的少数激进分子置正规法律程序于不顾，自行组织选举、成立政府，与辉格党政府对峙，并在首府普罗维登斯市发动武力袭击，企图夺取政权，酿成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概括分析这一时期各类城市暴力和骚乱爆发的原因，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当属制度和法律的缺失。

选举骚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当时选举制度的种种缺陷。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密苏里等州仍在坚持使用口头投票的方法。在选举日当天，选民们不是把选票投人选票箱，而是前往选举官员坐的桌子旁，当面宣布投票给谁。选举书记官会记下选民的选择，而候选人常常也在场，会公开感谢投票给他的选民。这种做法让选民们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取向，非常容易遭到对立党派的暴力攻击。即使在使用了选票箱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得到法律授权的机构来维持选举现场的秩序。各个党派会在现场免费地、无限量地供应酒，用来贿赂或者奖励给支持自己的选民。整个选举常常最后沦为一场狂欢，很多人还没投票就已经酩酊大醉。酒精成为了暴力和骚乱的催化剂。一位费城的律师在亲眼目睹了年总统大选的“乱象”之后，深恶痛绝地说：“诉诸残忍的暴力如今变得越来越常见。......为了维持公众热情，各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全国每时每刻都有数不清的集会、演说、游行。数量众多、定期举行的选举成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罪恶，导致党派倾轧、激情泛滥，煽动家当道，以及愚昧、酗酒、骚乱和暴力的横行。民众始终处于骚动的状态。”

城市维持治安体制的不完善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绝大多数美国城市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警察制度，而是仍然沿袭英国的古老惯例，依靠本地公民志愿者组成的巡防队（constables）来维持日常治安。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病在于其非专业性和效率低下。巡防队维持治安是没有报酬的，完全依赖于本地公民的主动意愿，且行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在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构成日益复杂、不同政治派别、宗教和族裔团体之间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这种体制完全不能满足城市维持治安的需求。而且，巡防队员都是由当地公民选举产生的，当骚乱者是当地占人口多数的公民群体，而受害者是少数群体时，巡防队员自然不愿意为了保护少数人而得罪自己的选民。所以难怪在年5月6日费城肯辛顿骚乱中，本土清教徒和爱尔兰移民持械枪战两个小时后，巡防队才姗姗来迟；第二天，本土清教徒纵火焚烧爱尔兰移民的房屋，巡防队也是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赶来。即使某些时候巡防队员表现出了制止骚乱的意愿，他们往往也缺乏这种能力。在年纽约市政选举中，市长带领一支巡防队前来制止骚乱，但因为人数和装备的严重不足而遭到骚乱者围攻，几十名巡防员重伤，连市长也没有幸免。

其实，作为“老师”的英国在年就废弃了依靠公民志愿组织来维持城市治安的惯例，立法创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力量——伦敦市警察局。它是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以预防城市犯罪为主要职能，雇佣的是全职的、专业的人士，且巡逻时统一着装，以便更容易被民众辨认。但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项制度创新并不感兴趣。从反英斗争时期盛行的“阴谋论”的指控中，从革命时期各州立宪时对行政机构权力的压制和剥夺中，从年宪法试图扩大联邦政府权力所遭遇的重重阻力中都不难看出，美国人长久以来对于政府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在警察制度革新的问题上，美国人认为，一支常备的、专业化的准军事力量如果被政府所掌控的话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政府既能够用它来平息骚乱、维持治安，同样也能够用它来镇压政治反对派、剥夺民众的自由。所以，美国人宁愿把这项权力放在民众自己手中，依靠公民志愿组织来维持治安，而迟迟不愿接受警察制度的革新。

除了制度和法律缺失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以外，暴力和骚乱横行与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有着更为深层的关联。研究杰克逊时代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尤其是在城市里，各个群体之间的对立和敌意也大大增加，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既包括人们感受到自己的经济利益、权利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也包括他们担心自己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

以族裔骚乱为例。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天主教徒在美国历史中就一直是一个被排斥的族裔群体。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清教徒眼中，宗教已经融人了他们共和主义的信仰中。清教精神被认为是美国人能够享有自由和繁荣的原因，正如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卫理公会牧师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我们享有的信仰自由，以及世俗权利、宗教权利、社会权利、个人权利的神圣性，都来源于开明自由主义的清教原则。”反之，天主教被指责为“否认自由思考、自由言论”、“试图摧毁所有的个人自由、所有的个人判断以及每个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所有能力”，因而被视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本国政治动荡、失去土地以及土豆饥荒等原因，有将近万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移民美国，聚居在东北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中，更加剧了很多清教徒对于美国共和政体前途的担忧。年当费城大主教提出，公立学校中应当允许爱尔兰裔学生使用天主教版圣经时，立刻引起了当地清教徒们的恐慌。他们在各类公共集会和报刊杂志上表示，这是“本地区的一部分外国人精心策划的反共和的阴谋”，是“外国宗教势力和教会权力干涉美国教育的昭然若揭的企图”，是“教皇的血腥之手已经伸向我们”的铁证。于是，暴力袭击成为他们缓解焦虑、获得安全感的一种途径，且被冠以了“为保卫自由制度而战”的名号。

费城大主教弗朗西斯·肯里克

（图片来源：Wikipedia）

以爱尔兰移民为主要对象的暴力骚乱不仅源于美国本土清教徒的“文化焦虑”，还体现了这两大族裔群体之间极为现实的经济利益之争。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爱尔兰移民中，有超过六成都是没有技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且一贫如洗的人。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大多聚居在城市里谋生，成为城市劳工阶级的下层。而根据学者的统计，这一时期族裔骚乱的主要发动者为本土出生的“制砖工人、海员、消防员、学徒工、年轻的街头混混等人”，或者说，大多是那些“出自于那些最穷困、最底层”本土劳工。因为对于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他们来说，这些人数庞大、吃苦耐劳、工资极低的爱尔兰移民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年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就业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本土劳工对爱尔兰裔移民的敌视情绪也急剧上升。费城的劳工就警告同胞说：“外国人的大量涌入最终将毁灭美国劳工，因为他们拉低了美国劳工的工资，把他们赶出了农场和工厂，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比黑人奴隶更恶劣。”本土主义者报纸《本土美国人》上也刊登了一篇充满愤慨之情的文章，其中说道：“我们的劳工在每一份工作中都遇到了从旧世界低工资国家移民而来的新劳工的威胁。我们的公共改进的事业、铁路和运河的建设工程中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涌入我们的大城市里，拉低了劳工的工资，加剧了老定居者的困难。”也是从年以后，本土主义者们除了用暴力和骚乱来发泄敌意以外，还开始尝试诉诸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先是不断向国会请愿，要求更严格的移民控制，呼吁大大提高外国移民归化入籍的资格，后成立政党，并在东北部各大城市建立起网络，积极参与到地方选举中。

废奴主义者之所以在很多北部城市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地白人居民的恐慌情绪。与袭击爱尔兰移民的本土清教徒不同，大多数参与袭击废奴主义者的白人并非来自底层，而是来自于“有财产、有地位”的精英阶层，包括律师、政客、商人、店主、银行家等。

这些人的恐慌，一方面是源于废奴运动的激进主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为代表的等新一代废奴主义者谴责奴隶制度践踏了黑人作为一个“人”的平等权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因此，他们反对前辈提出的渐进废奴的主张，提出奴隶制必须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还反对“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ColonizationSociety）将获得解放的奴隶和自由黑人移居海外的计划，主张应当将他们作为平等的公民纳人到共和国中来。这种种族平等和混合的主张是多数北部白人居民，尤其是白人精英阶层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北部“白人共和国”的最大受益者和维护者，在他们看来，种族混合意味着白人社会分层的模糊和内部差别的崩溃，将严重威胁到北部白人社会的既定秩序和自己的精英统治地位，最终会导致“白人共和国”的堕落。詹姆斯·沃特森·韦伯是年7月纽约反废奴主义骚乱的领导者之一。在骚乱发生的几天时间里，他多次在当地报纸上发文表示，自己反对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低等种族的血液混入到美国社会的肌体当中。他认为，废奴主义者的主张等同于叛国罪，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北部社会的结构。年9月辛辛那提反废奴主义骚乱之后，参与骚乱的白人居民举行了公开集会，宣布自己唯一的敌人就那些“赞成种族混合的白人叛徒”。

年的反废奴主义者骚乱，四千名暴徒冲进Bowery剧院（图片来源：buildnationblog）

这一时期废奴运动的激进性不仅体现在赞成种族平等上，还体现在对美国宪法的激烈批评上。从年代末开始，加里森就多次严厉谴责美国宪法是“不道德的”，是“与魔鬼的交易”，“流淌着人类的鲜血”，因为其中包括了一些承认奴隶制合法性的条款。宪法的确包含此类条款，但北部绝大多数白人普遍相信，这是为了建立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所必须对南部做出的妥协，也是美国联邦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今，以加里森为首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不仅拒不承认宪法妥协，还公开呼吁分裂联邦，把“推翻联邦和宪法”说成是“每位公民的首要义务”，把“不与奴隶主联盟”作为自己的旗帜。不仅如此，废奴主义者还利用当时美国通讯革命的有利条件，将大量宣传激进废奴思想的传单、小册子、报纸等资料投递到南部蓄奴州，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必将大大激化南北矛盾，严重威胁联邦的稳定和安全。作为美国政治体系的主要运转者和维护者，北部“有财产、有地位"的白人精英自然认为自己应当“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制止废奴主义者的企图。

另一方面，北部白人精英对于废奴主义者感到恐慌，还因为他们把“美国废奴协会”与同时期欧洲，尤其是英国废奴组织的合作看做是“邪恶的”外国势力插手美国国内事务、摧毁美国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征兆。年费城市流行的一本小册子里说：“美国废奴协会……从其原则、联络网和行动上看，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庇护——它是在英国政客的指示下成立的，这些人的目的在于通过猛烈攻击美国而实现自己邪恶的政治目标。”在几个月之后的“纽约殖民协会”年会上，纽约人说了同样的话：“美国废奴协会……起源于外国”并且“服务于外国的利益和观点”，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暴行说成为了捍卫美国“独立”、反对“外国代理人”的颠覆。

然而，无论是制度、法律的缺失，还是焦虑感和经济压力的驱使，更多的是用来解释骚乱者的动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骚乱频发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让民众们相信：“人民”自行其是、置制度与法律于不顾，甚至用暴力来表达诉求是一种正当的方式。

这种对“人民主权”的激进化解读曾经普遍存在于美国革命时期，是推动北美殖民地从反抗母国走向独立的源源动力。在和年代，北美革命者正是运用这种激进版本的“人民主权”观念来反抗母国权威、论证自己的权利，并为自己各种法外集会、骚乱、暴力和革命做辩护的。可以说，缺少了这种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滋养，就不会有“自由之子社”和大陆会议的成立，就不可能发生“波士顿倾茶事件”和“莱克星敦枪声”。然而，当革命者完成了打破旧制度的任务，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