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公元年，第四届美国总统选举。说来尴尬，那一年的总统差点没选出来。

当时的美国也是两党政治。两个党派分别是联邦党（FederalistParty）和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Party）。联邦党候选人是在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前任驻法大使查尔斯·皮克尼。民主共和党则推举副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前参议员阿龙·伯尔。

约翰·亚当斯和查尔斯·皮克尼

托马斯·杰弗逊和阿龙·伯尔

当时的宪法规定：每位选举人可以投两票，选票不区分总统和副总统。被选举人得票最多、同时过半数的，即当选为总统。得票次高者当选为副总统。这个制度有个明显的bug，万一两人平票怎么办？民主共和党想了个办法，让他们中的一名选举人投一票给杰弗逊，而另一票投给除了伯尔之外的其他人。这样杰弗逊就比伯尔多一张票，如果胜选，即出任总统。伯尔则任副总统。

计划是完美的，但现实是骨感的。操作过程中民主共和党自摆了乌龙。所有选举人都给杰弗逊和伯尔各投了一票，导致两人都获得了73张选举人票。虽然民主共和党如愿击败了联邦党——亚当斯和皮克尼分获65和64张选票——但宪法规定，在平票的情况下，总统要由众议院决定。这就有点囧了，因为众议院是由联邦党人控制的。

大名鼎鼎的托马斯·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他崇尚人权（虽然也蓄奴）、自由以及地方分治的民主理想，是民主共和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联邦党人的死敌。因此，从党派政治出发，大多数联邦党人选择投票给伯尔，以避免把最高权力拱手让给自己最大的敌人。

年的美国有16个州。在众议院，一个州的所有议员只能集体投一张票。只有获得绝对多数，也就是9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总统。尽管联邦党人数占优，但民主共和党一致把票投给杰弗逊，而且联邦党人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杰弗逊依然占了上风。但众议院先后举行了多达35次投票，杰弗逊每一次都获得了8票，每一次都以一票之差无法当选。如果联邦党人拒绝打破僵局的话，根据宪法，在任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一个联邦党人——将成为代理总统。

按理说，既然民主共和党一致推举杰弗逊成为总统，那么作为党内的同仁，伯尔应当出面表个态，支持杰弗逊当选。但伯尔这个人真不咋地，坚决不表态。私底下还跟朋友说，如果自己真的当选总统，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推辞。这事儿把杰弗逊气得够呛。

这个时候，关键人物——林-曼努尔·米兰达，哦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场了。

10元面值美钞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的领袖，《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创作者，与杰弗逊更是一辈子的冤家。同为国父，他们对美国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景。杰弗逊所希望的美国，是各州相对独立、自由松散的田园乌托邦。而汉密尔顿憧憬的，是由强大的联邦统一起来的工业大国。

作为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建立起美国的中央银行，为未来的金融体系和工业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杰弗逊一直是中央银行的坚决反对者。年法国革命进入高潮，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法国对英国宣战。杰弗逊坚定地站在法国革命这一边。但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建国伊始，无力再卷入另一场战争，虽然有美法同盟在先，但法国政体已变，美国应当保持中立。

面对竞选僵局，汉密尔顿作为杰弗逊的宿敌，却做出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选择。他开始用自己的影响力，狂热地游说联邦党人，让他们支持杰弗逊当选总统。

在他给麻省众议员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的信中说，“伯尔只爱他自己。除了自己的壮大，他对别的事情没有兴趣。在获得永久的权力之前，他是不会满足的。伯尔应允的事情都是源自个人的野心。我们又怎么能够信任跟他达成的任何协议？我觉得杰弗逊没有这样的狼子野心，但伯尔不一样。”

年12月汉密尔顿给麻省众议员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的书信

汉密尔顿又说，“我承认杰弗逊对政治充满了偏执，他对他所谓的民主过于认真。他过去一直是我们狡猾的敌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绞尽心机、锲而不舍。他对自己所使用的手段其实一无所知，对真理也不太在意，甚至有些表里不一。但是，与传言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是制度的敌人，也没有要破坏议会的权威。我们共事的时候，他甚至常常是制度的建设者。”

伯尔是否像汉密尔顿所说的如此糟糕，历史并无定论。但用史学家的话说，汉密尔顿选择了杰弗逊，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有着错误原则的人，总比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要好。”

于是，在两百年前，汉密尔顿用一己之力，推举了他最大的政治敌人、一个拥有“错误”原则的杰弗逊成为总统。我们也无从得知，一个“没有”原则的伯尔总统，又将如何改变美国的命运。

但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个自恋、反智、任人唯亲、没有道德底线的美国总统，如何只关心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如何执意凌驾于法律之上、践踏民主制度、腐蚀社会诚信、放任国家治理，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动荡和灾难。

是的，华盛顿的时代早已远去，但美国国父们用伟大的政治理想所建造的制度，却依然仰仗于执行者的操守和能力。从独立战争、到解放黑奴、到男女平权、再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多样性，建设一个公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这个过程也仍未完成。但是摧毁这个制度，可能只需要下一个四年。

在我看来，拜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家。左派的身份政治也割裂了美国社会，极大威胁了言论自由，推行了不公正的教育制度。但选择一个国家的领袖并不是纯粹的利益博弈，道德情操是比政策倾向更重要的事情。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要比有错误原则的人危险百倍。如果幻想用国家的制度根基来换取眼前的蝇头小利，我们只会事与愿违。

年10月27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