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荒野

——奔跑者的世界

文/王志毅

于我而言，越野最大的魅力还在于亲近自然。江南的满山红杉、潺潺溪水，内蒙的无边草原、风电盛景，又或者林芝的林海风光、奇花异草，往往在完赛后相当一段时间，仍然令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沉浸于自然之中所获得的愉悦感，相对于社会生活，是一种彻底的解脱。自然之于文明，仿佛是一剂解毒药，有暮鼓晨钟、涤荡心灵之效。

而在这些体验中，予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要属中国西部地区。那里的戈壁、沙漠、高原、雪山，加上与中东部地区截然不同的世态人情，形成了极为独特的中国式荒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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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张掖的丹霞地貌

对荒原自然的赞美，古已有之，但中西不同。就西方人而言，荒野丛林，与文明相对立，是“孤立和未开化之地”。在古罗马人看来，原始森林代表了罗马法律与统治所不能及之处，是野蛮的日耳曼人所居之处。但正因为其“野蛮”，他们倒没有沾染上文明社会的声色犬马，显得“高贵”。这种“高尚的野蛮人”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启蒙时代的卢梭。

《圣经》同样延续了这一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说那里是受诅咒之地，还有魔鬼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也是施加考验的地方，是“人类与世界和睦相处的福地”。[1]

到了15世纪，随着文明的推进，野蛮人开始转变为“高贵与自然生活的典范”。在当时作家的笔下，这些人远离了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生活纯朴而快乐。在森林中“没有人……孜孜于尘世的财富。因为每一个人都满足于自然赋予自己的东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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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克拉姆斯柯依《荒野中的基督》

布面油画，年，cm×cm

现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这看上去很像是日耳曼版的《桃花源记》，当然其中区别也不小。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个远离了社会，却又保留了文明的地方，有“屋舍”“良田”“酒”“鸡犬”，关键是“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桃花源记》对后世中国文人影响至深，王维便是其中之一。王维诗歌中有不少以桃花源入句，如“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杏城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更有一诗题为“桃源行”，以和陶潜。这里描写的田园之乐，更像是对农村纯朴生活的一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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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祁连牧居》

纸本设色，年，33cm×41cm

现藏于关山月美术馆

美国环境史学者纳什在他的经典之作《荒野与美国思想》中指出，由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荒野在早期西方人心目中代表的往往是人类在尘世面临的处境。它“是人本性中的犯罪倾向、物质世界的诱惑及邪恶力量的混合”[3]，或许还象征着邪恶的撒旦。随着现代文明的逐渐推进、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独立所自然引发的美国民族主义自豪感，荒野到近代才逐渐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壮美景观，成为西方文明的保留地。在自然神论者看来，荒野成了“上帝借以展示其力量和卓越的最畅通的媒介”。[4]

纳什在著作中对东西方文化的荒野观作了简单的对比。他敏锐地指出，由于没有宗教的束缚，东方文化对自然以敬意为特征，甚至是热爱，人与自然的合一恰与西方形成对照。不过反过来说，既然我们所想象的自然是“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所幻想的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就很难说这自然是一种“荒野”了。纳什以郭熙的《山水训》为例，认为他所感悟的是荒野而非田园。但实际上，以他所举的例子，如高山、溪流、岩石、松树，在中国文化中，是相当亲近于人的，尽管不能算是田园，但也谈不上是“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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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塞外驼铃》

纸本设色，年，45.3cm×60cm

现藏于关山月美术馆

在文化意象方面，中国人心中的山水应该介于田园与荒野之间，是名山胜水，是比起人境来更为美好的理想世界。通过描绘山水风景，抒发胸中郁结，是谢灵运以降中国文人的共同意愿。这当中，确实呈现出中西之间相当不同的自然观。

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在分析《诗经》与《楚辞》中关于“自然”的表达时总结道，魏晋之前的文学所描述的是具体的自然物，如花鸟虫草，而非作为整体的“自然”。他更引述日本学者笠原仲二氏的看法，在中文世界里，自然现象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产生于魏晋时代。

所谓自然现象意义上的自然，不也就是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然”。可这里的自然确实没有西方古典文学中的那种阴森与邪恶。三曹也罢，七贤也罢，高贵者“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隐世者“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或有悲伤，但并不见对荒野的恐惧。在自然中与友共游，饮酒作乐，也成为中国文人之后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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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深入祁连山》

年

《楚辞》里其实有不少关于“自然”险恶的描述，如《招隐士》“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这当中并不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而是诗人借自然之险呼唤隐士回到文明世界。到了南北朝，表达山川险峻的句子往往成了慕名寻仙的铺陈，而且往往是作者的夸张之辞。萧驰在探讨中古山水文学的著作中就曾举例：南朝诗人鲍照为登镇江蒜山所写的诗云“升峤眺日軏，临逈望沧洲。云生玉堂里，风靡银台陬。陂石类星悬，屿木似烟浮。”但实际上蒜山的海拔不到百米，何来如此仙境。[5]

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到唐代仍旧不绝。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此描述天姥山：“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天姥山海拔也不过多米，如何能势拔五岳，天台山又怎么可能有“四万八千丈”。从新昌县城到天姥山不过几十公里，在李白笔下，却好像是徒步难以接近的胜地，要“云霞明灭”才“或可睹”。

与“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人间社会相比，步入自然世界，当然会油生苍凉孤独之感。但这方面的中文作品并没有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也很少表达个人面对自然的渺小。中国的山水诗画，尽管也随着时代而不断演变，但一直为中国文化精英所垄断，寄托的是文人阶层的文化旨趣。文人借着这些作品，或为帝王江山谋，或怀古，或退隐，或同好相和，不管如何，都与“自然”和荒野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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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人《归牧》

中国绘画传统讲究画意不画形，往往将诗与画并列起来比较，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倒也不能说不好，只是因为如此，山水画的定义日趋狭窄，桂林山水、祁连风光、戈壁沙漠，以及喜马拉雅的高山峡谷，就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列了。

当然，荒野也是一种审美观念与趣味。与西方的古典主义艺术和浪漫主义艺术所表现的风景不同，荒野是西方文明所塑造的一种新景观，其背景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尤其是美国思想界，19世纪以来一直倾向于“把荒野和心理状态、美国性格乃至民族认同联系起来”，[6]将荒野塑造为美国文明的一部分。

山水田园意境固然美好，但并不是太合我的胃口。我所向往的，还是人烟更为稀少的荒野之地。而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荒原。

有一回我从乌鲁木齐前往喀什游览，路过新和县，恰好看到了一块路牌，上书“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因为相距不远，我便绕道而去，所见也就是一块硕大的荒地，四边由铁丝网拦着。旁边坚着一块牌子：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玉奇喀特乡玉奇喀特古城。

这就是东汉的西域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它乾城！班超当年便曾驻守于此。实际上，除了黄土堆就的城墙还有点影，其他什么都没了。可就在这废墟旁，也不妨碍我们发怀古之情，遥想当年班超以它乾城为据点，在西域各国间远交近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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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域全图

载于清·刘统勋、傅恒等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光绪刊本

西部边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理解为中原与游牧两种文化的交合所在。中西文化以迂回的方式获得交流。美国学者薛爱华指出，异域的独特物质文化，包括绚烂的色彩、浪漫的意象等，“吸引了九世纪许多优秀的诗人的注意力”。他的举例包括李贺、杜牧等。

不过我觉得，边塞诗所反映的荒野想象，同样是异域文化交汇的成果。在唐代边塞诗中，西风凌冽，人迹罕至，腥臊污秽，所谓“日午微风且暮寒，春风冷峭雪干残”，似也相当可怕。在唐代诗人的笔下，西北边关的意象总是与荒凉和萧瑟联系在一起，“山川萧条极边土”；不适合人类居住，“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在情感上又总是夹带着悲伤和忧愁，“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暗澹万里凝”，绝没有中原山水和田园诗的宁静幽远。

当然另一方面，西北的独特自然景观，加上观者的触景生情，金戈铁马，黄沙百战，也催生了不少豪迈的文学描绘。岑参云：“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后来的中国人很少再能写出如此的雄文。宋代文人甚至常常惊讶于前代人的诡绝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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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

清代开疆拓土，平定新疆后，将不少获罪文人放逐至此戴罪效力，由此又产生了一批描绘西域风光的诗文。由于边境战事没有唐代那么紧张，这些诗歌倒不那么悲痛，不会动不动“少妇城南欲断肠”，只是免不了远离故土的伤感。祁韵士便著诗道：“始知天下伤心处，无过西来嘉裕关”。

不过那一代文人所留下的最重要遗产，还是开辟了中国的西北历史地理学。清代朴学大兴，又有边疆问题，经世之术显然比抒发文人心胸更为急迫。山阴徐松便是因刻书营利获刑，被发配新疆伊犁7年，最终写就了《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史地著作，一直为后世的中外学者所引用。祁韵士为后人所知的，同样是他的西北史地研究，而不是诗文。

在西方的观念上，荒野是与文明相对应的。如果文明是人类的成果，那荒野的存在便是在警示我们，它消失之后将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如果文明意味着人性的某种退却，那么荒野便是治愈我们的一剂良药。

对美国人来说，荒野是美国文明的滋养品。文明导致堕落，它需要得到拯救与净化，这既是一种宗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用梭罗的说法，人类“最适宜的环境是野性与文明的融合”。

然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如此对立性的荒野观，唐代文人所想象的边塞，是建功立业的场所，是马革裹尸的所在，既可怕，又壮美，但与文人世界的精神家园没什么关系。清代学者对边疆史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