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亚当·斯密

导读

年5月28日，第二届“商业伦理”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这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高研院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举办，高研院院长杜维明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樊和平老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珏教授等学者参与了会议。今天的推送内容是杜维明先生在工作坊开始时的主题致辞和结束时的总结发言。

主题致辞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谈起，亚当·斯密学说的伦理向度提醒我们对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这一定义进行反思。杜先生从个人、社会、全球三个层次谈了对商业经济行为的伦理关切的理解。

总结发言的主题则不再局限于商业伦理，杜先生分析了在当前价值多元的局面下，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启蒙伦理且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重塑之路的意义与挑战。

本文由王小超、贾沛韬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致辞：不谈伦理就无从理解亚当·斯密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樊和平先生能够来主持这次会议，也感谢王建宝先生从头到尾的操持安排，他在守丧期间从家里赶来参加，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

我最近有一个感触，西方学术界在重新审视从亚当·斯密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大潮流。以前有一个“亚当·斯密问题”——认为亚当·斯密讲《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主张每个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国家财富。伦理道德问题在这一论述里没有涉及；但同时亚当·斯密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道德情操论》（或者叫《道德情感论》），这本书受休谟影响，特别突出同情的重要性，和佛教讲慈悲、儒家讲恻隐、同情有很多默契之处。这种矛盾怎么理解？

很明显这是一个伪问题，研究者没有读懂亚当·斯密想干什么。现在的新潮流是讲亚当·斯密斯和儒学的关系，我比较认同。十多年前我就在杭州和浙大专门研究亚当·斯密的罗卫东先生说起过这个关系。亚当·斯密的自我认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道德哲学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经济学之父，更不会想到，他的经济学经由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后来在西方世界会获得那么大影响。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为后古典经济学派的信念。所以弗里德曼提出：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谋利。它谋的利润越大，它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因为从谋利所得到的利益，通过收税为大家都做出了贡献。

但这条思路现在基本上破产了。公司的谋利，再加上个人的谋利，再加上国家最好不要干预市场和私有化，给人类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祸害。生态破坏，社会秩序解体，金融市场失控，政府和国家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想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来处理也有极大困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新梳理文献来考虑亚当·斯密究竟在谈什么就很重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德国图宾根大学世界伦理中心的负责人最近有一篇文章做了细致的讨论，认为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意思绝对不是利益最大化，而且他一开始就试图把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

不从伦理下手，不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观察了解别人、将心比心，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进一步，任何利益都不可能。现在大家谈得非常多的社会责任（socialresponsibility），其实是亚当·斯密整个构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说，政府不干预最好。相反，他认为社群本身有责任对个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规范。

从低、中、高这三方面，也就是从个人、社会（包括公司和国家）、全球这三个层次来看，伦理问题必须贯穿整个商业经济行为始终。

从个人层次讲，对古典经济学做出推进的重要人物凯恩斯就说：“我以前总以为在经济行为中自由能够扩大利润，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现在我反悔了，我认为责任一样重要”。最后他加了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善心”，企业想要做大，没有善心或者同情心是不行的。否则一定会导致负面影响，贫富不均只是其中之一。从个人讲，做企业家要讲社会责任，这一点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

从中层的角度讲，台湾周俊吉先生最近出了一本书，说社会责任不是公司要去追求的目标，而是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的一个必要条件。恰恰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才成其为公司，否则的话完全是个人行为。

另外，国家不管是从技术上的调控，还是通过法律对于经济行为有某种监管，都是必要的责任。儒家主张把伦理和政治完全结合在一起，甚至以伦理来指导政治。儒家认为，创造财富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财富的运用和目的指向谁？一个儒家式的个人观念会是怎样的？公司这样的社会组织应有怎样的责任？政府要介入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其实儒家都有一些观点，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谢谢！

总结发言

新轴心时代与多元格局

王建宝已经把结论都谈了，而且也强调了他自己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新商业文明。我暂时不用新商业文明这个名词，但我对这个理念谈一个自己比较简单的构想，也是从各位的讨论浓缩出来的一些构想。

我觉得，现代社会至少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多元多样，非常不稳定的，变化极大。电脑各方面的技术使人可以在一两秒钟变成亿万富豪，也可以在一两秒钟全部输光。人们受伤害的焦虑非常普遍。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互相牵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非常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很难很明确地用二分法的方式找出健康的、不健康的、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力量是怎么在运作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的复杂性，接受它的多元多样。在这个大的情况之下，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越年轻，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力越大。年，已经有人说一个手机所掌握的信息和能量是五角大厦全部能量的总和。现在更不得了，一个手机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量也许根本不能用数字来评论。所以一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他要求他自己做主的那种感情非常非常强，另外他和所有其他人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不能分开，那种关系网络的观点也是非常强。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些世界组织都在追求一个新的大家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文思想。不管用什么方式来界定这个人文思想，它都应该是广义的，应该把所有人都包括在内。要找到这样一个方向，就要讨论分配正义，要讨论全球正义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从哲学，还是从各方面来想，美国、非洲在很多地方都不应该完全两极分化。非洲这些地方的多元性、多样性，从物质各方面讲起来有它的优势。也许在很短的时间内，现在的弱势就可能会转成优势。而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也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不是一百年，五十年，而是五年、十年，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也正好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道路的普世价值

而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提供世界的文化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走出的这个道路又绝对不能只是中国的。如果我们想走出的一条完全不为其他人所认同，不为其他人所接受的道路，这是没有可能性的。那么，因为我们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等各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一条思路？当然，首先这条思路我们自己要能够接受，这是从“厚”的角度去看，厚到什么程度呢？厚到和我们千年的文化等很多内在因素能够连起来，真正能够接地气，年轻人、一般的人、边缘的人都觉得对。这代表我们中国的一个深刻的文化心理的预测，这是一个考验。

另外，更大的考验是如何面对西方启蒙以来的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我们不仅不能排拒各种启蒙所代表的价值，而且要接受。普世性的意思不是说它已经是普世价值，而是说它在成为普世价值过程中取得最先进和最前面的认可。这里面就包括人权、自由、理性、法治、个人的尊严还有各方面的这些价值。但是我们又深切知道，在西方这五十年来各种不同思想上大的运动，不管是生态环保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社群主义运动、文化多样性、文明多样性各方面的运动，都对从启蒙发展出来的这些核心价值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反思和批判。每一个价值，自由、法治、人权，包括个人尊严的所有价值都受到了反思。

此外，就算在一个理想社会、理想世界中，我刚才讲的五种价值都能够体现，能不能拯救我们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困境？我相信还是不能。原因就是，这些价值在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维度不太够。基本上局限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只处理这个关系，而没有处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处理人的个人内在和尊严问题。

如果说尊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但人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基本上还没办法谈清，那就非要谈不可。所以如果中国有气派的话，我们的贡献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基本就是仁义礼智信，和启蒙以来所发展出来的价值进行一种真正的对话。目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对话，出现的是一个吵架，是一个单面的接纳，也没有回应。我们要真正进行严格的比如说理性和同情这些对话，法和礼，责任和权利，当然还包括个人的尊严和社会和谐。这个对话没有开始，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可惜不太成功。我们做过五次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其中很多人认为，因为经济的困难，因为真正的大国小国之间的不平衡等各方面的问题，这种考虑暂时还没有价值，但是核心价值的问题终究是逃脱不掉的。

文明对话所面临的挑战

另外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我们这一套有深刻全球意义、又扎根在文化，同时与启蒙能够平起平坐、能够发展的这一套普世价值，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本身就有相当的基础。启蒙运动本身是西方文化发展中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而那个改变事实上和十七世纪东学西渐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现在研究这个的人会越来越多。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世界主义，与二战以后西方的地方主义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地方主义到今天已经基本上不能再走下去了。西方的地方主义一定要开放，要走开放的话就一定要和我们对接。这样和我们进行讨论的可能性就有了，但是它的强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这段时间如何自处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要能够自尊自重，但是同时必须要谦虚谦虚再谦虚，这的确很困难。

首先是文化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考验。文化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和全球的华人，我们这个族群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到底怎么样和平相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和各种民族，藏族、维吾尔之间如何交流？这都是极大的挑战。

跟这个一样大的挑战是东亚问题。非常奇怪，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中日的关系非常紧张，韩国和越南也是，这个文化圈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世界地图，基督教的传统占30%以上，伊斯兰差不多也30%，佛教的加上中国文化地区的人数，他的信仰结构等各方面，人数也都可观，这中间还有很多对话的空间。我们能不能找出一条路来？在寻找这条路的过程中间，我有乐观的一面。我觉得，越年轻的人，生态环保意识越强，国际各方面的交流越强。现在中国和世界任何地方比，沟通频繁的浓度、厚度是不能想象的，每个人在运用互联网，这个影响力极大。这样，是不是它本身能够创造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价值，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互动应该有质的变化，在这个互动中，应该有公共性的开拓，而且这个公共性可以有普世性乃至世界主义的倾向，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是乐观的一面。

在另外一方面来看，正因为实力强大，也因为政商之间的非常复杂的关系，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族主义等等，所以也很可能走到一条大家都不愿意走的弯路。这个可能性也摆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不能算是真正的乐观，也不完全是审慎的乐观，而是，即使知道滑坡的可能性极大，还是有一种内在的期待和信念，相信能够慢慢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