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6期

摘要：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无疑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底基，这是全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生态命运，如此严峻的现实迫切呼唤生态共同体的建构。生态共同体对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形成全人类休戚相关、福祸相依的整体生态命运观；有利于人类携手应对生态环境危机，共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有助于不断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实现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共享。建构生态共同体的路径是：不断培育与增强人类对地球母亲的依恋感、归属感与敬畏感，在此基础上承担唯有人类才能承担起的生态责任；实现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突破主权国家国际生态合作的“政治瓶颈”，共同推进全球生态共治工程；不断完善国际生态法律与制度体系，以法治力量维护全球生态正义；大力发展生态性民间组织，让它们深度参与到生态共同体的建构事业之中；实施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援助计划，使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逐渐摆脱贫困。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命运；生态共同体；绿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面临的生态命运

马克思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１］这表明：相对于人自身的有机身体而言，自然就相当于人的另一个身体，即“无机身体”；并且，是自然这一无机身体始终哺育、供养着人的有机身体，自然是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底基。正因为如此，当人置身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无法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保障人的生态权利、维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实现人的生态幸福的时候，人的生态命运也就随之面临严峻考验。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AurolioPeccei）指出，人类大家庭只有一个命运，整个人类只有一个命运。我们不仅要关心本国的未来，也要关心其他国家的未来，不论别的国家同我们有什么分歧，大家毕竟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命运［２］。佩西所说的“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的生态命运，因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因而我们说，人类的生态危机就是指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而造成的全人类的永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越发难以摆脱的困境与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也认为，生态危机是现代性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三大风险之一。这说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且将全人类的命运，即人类的生存与福祉，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首先，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美国生态科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诺曼·迈尔斯（NormanMyers）指出：“全球变暖和物种的大量灭绝将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我们全都乘坐在同一艘环境之舟上，当这艘船一处接着一处地出现渗漏时，我们将全部遇难。甚至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使自己免遭环境破坏的影响，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如何坚实、技术上如何先进或军事上如何强大。”［３］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所影响与危害的并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或地区，即使某些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于事无补。比如，废气废水污染、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等，并不是局部的、区域性的，几乎不可能有一个国家能够躲避其危害而成为“幸运者”，人类只会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而越发陷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困境之中。

其次，生态危机中出现的“生态难民”会对邻近国家的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困扰。

由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危机不断加剧，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环境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需要，造成一些人成为“生态难民”。与此相联系的，“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关于环境难民的情况，由于干旱、土壤侵蚀、沙漠化或其他环境问题，这些人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继续获得生活保障。在绝望之中，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只得到别处寻求避难所，不管这样做有多么危险。据最新估计，这类穷人今天（即年——引者注）至少有万，或者说，是其他各类难民（政治难民、宗教难民、种族难民）人数的总和。”［３］而历史演进到年，生态难民的数字则大得多。例如，现在的叙利亚，有一半人口都是战争和环境难民，包括老人、病患、伤者以及妇女和儿童等弱势人口，主要居住在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与贫民区，生活现状十分堪忧。在黎巴嫩这个中东小国，仅有１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承载了９５万叙利亚难民，这里作为叙利亚的邻国，是目前容纳叙利亚难民最多的中东国家，在这里每天仍然会上演生与死的抉择。扎阿特利位于叙利亚边境以南１５公里处，自２０１１年至今，已有约２０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常年的沙尘暴和大雨使得难民营中本就破烂不堪的帐篷和土屋变得更加糟糕。而所有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