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很多动物长得一模一样，那是因为它们并不需要以明显的特征加以区别，必要的时候用气味和鸣叫彼此相识。许多鸟类的父母并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它们只有准确定位自己巢穴的能力，所以杜鹃把??下在别的鸟的窝里才不会被发现。

对于人而言，必须具有明显的将自己区别出来的特征，因为我们需要有明显的特征以便相互识别，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

2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很多乌托邦实验都试图取消家庭，他们认为家庭之间的亲近关系会威胁到整个社群的团结。然而在对非洲一个较为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人的调查中发现，即使在这一个实行绝对平均分配的部落中，家庭观念仍然没有得到消除。

这也说明墨子的”兼爱“并不是一个好社会的特征，因此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类的感情是有等差的。

3友谊。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也能结成友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4社会网络。

不相识的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都会有大约四五个相互连接密切的人，并且相当熟悉大约个人，相当熟悉的定义是在分开之后，再连接的时候可以随时提起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邓巴数，这是为了纪念著名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这一概念。

5合作。

人类是群居动物，合作精神非常重要，那些合作精神欠佳的群体，例如尼安德特人，在和人类的祖先竞争的过程中灭亡了。

合作不仅存在于人类之间，还存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例如不同的动物之间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甚至人和机器之间。

人类和机器混成的社会会是怎样的？在实验室完成的一系列实验中，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群体的绩效。比如在一个实验中，将人工智能机器人添加到原本只有人类组成的在线群体中，尽管这些机器人非常原始，但是能够帮助人类成员克服在彼此协调行为时出现的摩擦，从而使有智能的人更容易达成合作。被AlphaGo打败的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自己也从这个机器下的奇怪的、美妙的走法中学了很多新东西，而那些走法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6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

人类有天生区别“我们”和“他们”的习惯，排斥“他们”，而在“我们”之间会变现出不同的利他主义。

在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实验中，研究者们发现，人们一开始通常会慷慨地与他人合作，而如果与他们合作的人出现了背叛，那么他们最终也只能自己选择背叛，以避免被他人剥削，也就是说停止慷慨行为。

然而，在另外的一些社会实验中，实验者允许人们除了选择合作还是背叛之外，还可以选择和谁建立连接，或者是和谁切断连接，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存在流动性。研究者随后发现，当允许社会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的时候，一切就会变得不同，合作持续在一部分人当中出现。

人们常常认为善良等人格特质是固定不变的，然而相关的研究发现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倾向、剥削主义倾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的组织方式。同样一群人，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就会慷慨的相互帮助，而放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就会非常卑鄙或者漠不关心他人。这个结论至关重要，它表明合作倾向不仅是个人的特征，而且是群体的特征。

合作取决于决定友谊关系形成的规则。好人可能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做好事，这由他们所嵌入的网络结构、社会结构来决定。这有点像石墨和金刚石，二者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是石墨和金刚石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物质，是分子排列方式不同造就不同的性质，并且区别很大。

这种整体拥有各组成部分所不存在的特征被称为涌现。这种特征被称为涌现特征。以这种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人们会彼此友好以待。以另外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就未必如此了。社会关系中太多的刚性和流动性都不好。太多的刚性意味着我没有办法选择与不合作的人、素质比较差的人不合作；太多的流动性则意味着我的合作可能在之后得不到回报。

7温和的等级制，即相对的平均主义。

极端不平等的社会无一例外地会遇到危机，无论这种不平等是性别的、肤色的、财产的还是出身的。

8社会学习和教育。

《蓝图》一书在总结上述原则之后，提出的重要观点是：以上特征是由进化的选择结果，是受到人类共同的基因影响而形成的。

世界各地的文化尽管呈现出多样性，但归根到底，人类无法摆脱以上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的强大引力。这些原则是所有社会、文化中共有的。社会生活的蓝图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用我们的DNA墨水写成。所有以创建一个与现实社会有根本性差异的社会的努力都没有成功。

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因此需要后天的教育才能改变，即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对影响。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当你看到落水的儿童，你第一冲动就是救助，这里没有宗教也没有教育的引导，善良是发自内心的。

克里斯塔斯基的观点更接近孟子，他认为上述好社会的特征根植于人类的基因当中。

这对于人类而言是个好消息。进化生物学理论的研究给予社会学很大的启示：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当中，只有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是有助于我们应对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的，只有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是有意义的。

过去我们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命运更多地是由我们的基因塑造的，还是由环境决定的？这个问题隐藏了一个假设：即我们的生活是独立于我们的基因的，而事实上这个假设不成立，基因可以引导人们塑造环境，基因可以引导人们寻找适宜的环境。也就是说基因会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发挥作用。

某些人类祖先也许有能力更好地塑造他们周围的社会网络并参与集体活动，例如集体狩猎大型野兽或者集体抵御外敌的入侵。如果拥有能够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基因，他们就更有可能存活下去。最终能够使人们倾向于创造这种有益的社会制度安排的基因将会出现并扩展开来，这种行为提高个体的生存概率。不仅与其他个体相比是这样，与没有形成这种社会网络的相关物种相比也是如此。因此，社会生态构建是适应性的。

文化和基因是平行进化的。这两条进化链在很多地方和时间上是多次反复交叉，基因会影响文化，文化也会影响基因。比如说一个社群里，人们更崇尚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协作，那么久而久之，团结和协作就会影响到这地方人群的基因，使它变得越来越喜欢团结协作。如果这种影响非常强烈，那么我们的某种生活方式会使其中一部分人具有生存优势，使其比其他人更适合现代性。这就是基因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和反向循环。

我们要非常谨慎。人类社会中，并非一切有普遍性的事物都与遗传有关，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多样性都源于文化，人类之所以拥有共同的人性，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这个物种的成员之间。

基因不用感染一个社群中的每一个人就能改变这个社群的整体结构。它只需要从生理上影响这个群体中的个别人，然后个别人就会对这个组织产生影响。

俞敏洪说中国女性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开始，后来被迫去妇联道歉。但是如果我们观察自然就不难发现，一般情况下都是雄性之间竞争，以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权，所以雄孔雀在雌孔雀的喜好下进化出漂亮的羽毛，那么如果女性更喜欢有钱而不是有才华的男性，是不是会使得男性的才华基因越来越少？

同理，如果方孝孺这样的人都被朱棣灭族，是不是我们身上的铮铮铁骨的基因会越来越少？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